在中国文化史上，虽有先秦的诸子百家，但汉魏以来活跃于社会的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唯有佛教属外来文化。但它在中国流传的两千多年中，和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并以其丰厚的思想义理深深影响着国人，与源自本土的儒、道二教呈鼎立之势，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佛教，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生命真相、解决烦恼痛苦，也能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佛教在西汉哀帝时传入中国，经历南北朝的弘传，至隋唐而达鼎盛。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佛经翻译，一是义学研究。对佛经的翻译，使汉传佛教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印度早期和中期的佛教思想；而对义学的研究，则使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即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密宗八大宗派。

宗派的形成，并非中国特有的新生事物。不论在早期印度，还是南传、藏传地区，都曾出现过不同教派。之所以会有宗派之分，主要是因为佛教博大精深，任何人都难以完整掌握。祖师们为了佛法弘扬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便于人们修学，便根据某部经论或内容相似的的经论，建立起各自的修学体系，进而演变为不同宗派。

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多创立于隋唐，但其历史却可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如净土宗初祖为东晋慧远，而实际创立者乃唐代善导。天台宗初祖为北齐慧文，因读《大智度论》领悟“三智一心中得”，又从《中论》悟到“一心三观”；慧思继承此说，结合《法华经》要义，传至智者形成“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思想，正式创立了天台宗。由此可见，任何思想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几代人的总结方能形成。其后，还有赖于修行成就者的代代传承来维系不堕。

中国的宗派佛教有着自身的特色。首先，每个宗派皆有各自的依据典藉，如天台宗依《法华经》，华严宗依《华严经》。其次，各宗还有自身的思想传承，或渊源于印度，如唯识宗以弥勒菩萨为初祖，三论宗以龙树菩萨为初祖；或萌芽于本土，如前面所说的净土宗及天台宗。第三，各宗对世尊的一代教法也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即判教，如天台的五时八教，华严的五教等。除此而外，因为各宗核心理论的不同，还形成了各自独有的修行法门。

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不仅标志着国人对佛法思考和认识的成熟，同时也体现了汉传佛教本土化工作的完成。宗派佛教继承印度大乘佛教思想，但这种继承并不是拷贝，而是根植于华夏文明的土壤中，溶入了本土文化的色彩。如天台、华严、禅宗的盛行，皆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国人习性有关。可以这么说，宗派佛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自唐宋以降，中国国势日衰，佛教弘传也随之走向衰落。其中，唯识宗因缺乏汉文化的基础，虽有玄奘三藏为之惮精竭虑，但仅传两、三代便已湮没无闻。而律宗、三论宗在中国也未能广泛弘扬，经武宗、世宗灭佛之劫，重要典藉亦散佚不见。幸而这些失传的典籍在邻国东瀛尚保存着，清末民初又回归故土。至于天台、华严，虽为国人尊崇，但在流传过程中，证法的传承未能完整沿袭下来，终致有教无观。最后，唯禅宗和净土因解、行简单得以普及，可究其实，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

法门的衰微令我感慨，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反思：衰落之因究竟何在？在多年的修学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其中部分宗派确实先天存在不足，仅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实修法门，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修学体系。我认为，作为完整的修学体系，至少应具备五个基本因素：即菩提心、闻思正见、道次第、止观实践和律仪基础，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我们以此检讨一下汉传的部分宗派，情形又是如何？

大乘本是积极入世的佛教，可在中国却给民众留下了消极出世的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正是因为忽略菩提心所致。以往，我们一直认为大乘经典便代表着大乘佛教，学习大乘经论自然便是大乘行者。岂不知区别大小乘的关键在于发心，在于是否具足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才是成佛的不共因，才是大乘的不共教法。反观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普遍对菩提心不够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六度四摄等菩萨行门，似乎只是为大菩萨们所说，与个人修学并无关联。

而闻思正见也非常重要。八正道为佛法的修学要领，其中便以正见为首。《阿含经》的四预流支，为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而大乘经论中，则提倡以闻、思、修入三摩地。可见，大小乘经教都极其重视正见的获得。唯有在正见的指导下，才能如法修行。而在汉传佛教中，流传最广的禅宗和净土宗都没有特别强调闻思正见的重要性。达摩西来，在传佛心印的同时，也提出以《楞伽》印心，但只是悟后印心而用。而禅宗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却成为不少人远离经教的依据。当然，在教理研究极为发达的隋唐时代，许多人在进入禅门之先已有深厚的教理基础，不特别强调正见似乎并无大碍；更何况，其时高僧辈出，学人即使在教理上弱些，但有大善知识的耳提面命，修行也不至于出现偏差。但到了教理衰落、宗门无人的时代，若仍不重视闻思正见，修行无异是盲修瞎练了。

教和观为佛教修行的两大要领。任何一个宗派，不仅要有经教作为理论建构，还须具备瑜伽止观的实践方法。各宗的修行法门，多是祖师在继承世尊教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修行经验，代代相传而来。如三论宗有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华严宗有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法脉得绵延。这些宗派在早期都有非常殊胜的证法传承，至今却多已中断。由于缺乏修证的传承，使学人无法将闻思正见落实于止观实践，成为引发根本智、契入空性的方便。同时，因为对空性慧缺乏体验，对义理的修学也无法深入下去。

戒律是佛法修行的基础，声闻乘的五分法身是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而大乘也以戒为无上菩提本，这都说明了戒律在修行中的重要性。中国祖师将戒律单独建构为一个宗派，其用意应该是加强人们对戒律的重视，从而更好地学戒、持戒。可是，当戒律以宗派的形式独立存在时，往往有人将戒律的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持戒便是修行的一切。事实上，戒律并不能作为完整的佛法修学体系，因为它只是修行的基础而不是一切。同时，学习戒律也不是律宗行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佛子的行为准则。

清末民初以来，佛教呈现复兴趋势。其时，有虚云老法师弘扬禅宗；印光大师弘扬净土；谛闲法师、倓虚法师弘扬天台；兴慈法师弘扬华严；弘一律师弘扬律宗。这些大德在大江南北弘化一方，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他们弘扬传统宗派佛教的同时，太虚大师则积极致力于人生佛教的弘扬，一方面是为了革除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陋习，一方面是提倡佛教应立足于现实人生，由人乘而抵达佛道，所谓“人成即佛成”。

人生佛教的提出，为流于神秘化、鬼神化、出世化的佛教赋予了崭新的形象。使佛教得以走入现实人生，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全面关注，充分体现了佛教济世利人的慈悲情怀，对于佛教的普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有些人却不能正确把握人生佛教的内涵，以为佛教只关心现实人生的幸福，忘却了佛教特有的三乘解脱及大乘不共教法。从而使佛教在当今社会的弘扬出现了肤浅化、世俗化的倾向，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在当代的佛教弘扬中，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动向，那便是学术化的佛教。在相当一段时期，佛教因被视作迷信而为世人所不屑。自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说，才使佛教重新引起文化界的关注。近年来，许多高校也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所及佛学中心，更有不少学者投身于佛学研究的热潮。佛教界对此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一些青年僧人先后进入国内外高校攻读学位，各地寺院也纷纷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这种潮流，对于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广显然有着积极意义。可学术所能关注的，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内证，并不是仅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而作为住持佛法、荷担如来家务的僧伽，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势必会失去僧伽的本色。

鉴于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我认为，未来的佛教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菩提心，大乘法门的修学必须以菩提心为根本，唯其如此，才能导入佛道，而不是停留在人天乘或只求自了。其次是闻思正见，以正见为指引，修行才能拥有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在上下求索中蹉跎一生。第三是道次第的施设，若无次第，行人或是不得其门而入，或是修行不能循序渐进。第四是内证实践，以此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佛法，缺少这一核心，所学的教理就会失去生命力。第五是受持戒律，戒律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同时也是修行能够取得成就的基本保障。

或许有人会说，“即心即佛”或“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便可，何必如此复杂？的确，这两句话代表了很高的见地。可作为一种层次极高的见，并不适合所有人。事实上，它们的起点之高，只有极少数上根利智者才有能力承担。因为“即心即佛”并非一般人当下的境界，众生虽然具有佛性，但无始以来仍滞留于凡夫心的状态。而从凡夫心到佛心的圆满成就，必须有方便善巧的法门作为途径。不然的话，即使我们将“即心即佛”或“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高喊一万年，依然无法从凡夫心的状态中获得解脱。

那么，舍凡夫心、成就佛心的关键是什么呢？便是菩提心、菩萨行和正见。凡夫的愿和行皆从凡夫心出发，最终成就的自然是凡夫心。如果我们希望成就无上菩提，便要发起菩提心。而菩萨道的六度四摄，则是成就佛果悲智二德不可或缺的方便。尽管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这一宝藏要有相应的方便才能发掘出来。声闻乘的圣者虽然也证得法性，却未能成就无量功德，就是因为缺少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方便行。除了菩提心和菩萨行，还需要正见作为指导。我们现有的心行基础为凡夫心，它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翁，不论我们做什么都难以超越它的作用。闻思正见能帮助我们认识凡夫心的本质，并在根本上克服它、瓦解它，从而使生命得到超越。

对于人生佛教的弘扬，菩提心、性空见也是必不可少的。单纯一种善行，很难判断它属于佛法修行中哪个层次。如布施法门，人天乘、解脱道、菩萨道都在提倡。依人天乘的增上心去修习，便是人天乘善法；依声闻乘的出离心修习，便是解脱行；依菩提心修行，便是菩萨行。菩萨行又包括有漏的凡夫行和无漏的圣贤行，地前菩萨尚未摆脱凡夫心的作用，所修布施仍为有漏善行。而菩萨在修习布施的过程中，不断以性空见消除凡夫心的作用，最终契入空性，成就胜义菩提心。由此可见，唯有在菩提心、性空见的指导下，人天善行才能上升为菩萨行。否则的话，人生佛教很可能会演变为人乘佛教。

我提出了修学大乘佛法的五大要素，虽然没什么新意，却是修学各宗派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希望我们能以此重新审视汉传佛教，看看自己尊崇的宗派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或者本来具足，却久已被我们忽略。同时，更要检讨一下自己的修学：菩提心可曾发起？闻思的正见是否具备？是不是按戒律生活？闻思正见能否落实到止观成为契入空性的方便？有没有遵循相应的道次第？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相信大家的修行一定会有结果。若是缺少某个环节，就应该及时弥补。那么，如何进行弥补呢？自宗本有这些内容就从自宗补充；若自宗缺乏这些内容，就应该吸收他宗的长处，以此完善自宗的修学。

可能有人会提出，从这五个因素看，藏传佛教似乎比汉地佛教更完善，我们何不直接修学藏传佛教呢？不可否认，藏传佛教的确有它的长处，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藏传佛教根植于藏文化的土壤，汉地信众未必都有能力正确地认识。比如，藏传佛教浓厚的神化色彩，与政治及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对上师的绝对信仰，许多被神圣化的世俗生活及人，等等。我们估且不去评论这些特殊现象的对与错。对于尚未具足闻思正见，而又缺乏藏地生活基础，甚至无法直接与上师进行语言沟通的汉族信众来说，要从这些复杂现象中厘清是非，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认识，又如何能深入修学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不共之处在于密乘，而密乘的修行却离不开显教的基础。不论格鲁还是宁玛的道场，都主张先用心学习显教经论。缺乏扎实的显教基础，就没有资格修习密法。而显教这部分经论，在汉传和藏传佛教中都有。我提出的五大要素，也是藏传和汉传佛教共通的，只是藏传佛教在宗派建构上保存得更完整些。另外，密乘在实修上有些特殊的方便，也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当我们对空性有所契入之后，返观汉传佛教史上的大德著述，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无量的妙方便。

在佛教的三大语系中，还有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继承了早期的佛教思想，修行的依据典籍是《五尼柯耶》，相当于汉传佛教的《阿含经》。声闻乘的三藏圣典中，也有严谨的道次第和非常简明的成就解脱方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生活上保存了原始僧团的风格，托钵乞食，不事生产，唯以学教、禅修、弘法为业。这种纯粹的宗教生活，给人感觉庄严而又神圣。佛教分声闻乘和菩萨乘，在印度佛教史上，唯有声闻乘才有严谨的僧团建构。而大乘的菩萨行者，如龙树、无著、世亲，皆依部派佛教的僧团出家。在藏汉两地，僧众多是兼有比丘、菩萨的双重身分。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来说，严谨的僧团建构，如法如律的修行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共同祈求三宝加被，龙天护持；祈求佛教界的同仁们一起发心。依此五大要素来修学汉传的宗派佛教，并吸收藏传、南传佛教的长处。如果能做到这些，相信汉传佛教一定可以复兴。

最后，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祝愿大家发菩提心，早成佛道，利益一切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