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慧海——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日本人
发布时间:2024-10-29 10:00:41作者:念佛网日本的佛教经典几乎完全是依靠汉文佛典翻译的。河口慧海在研读《大藏经》的过程中,发现同一经文的不同刻本内容相去甚远,有的是顺序颠倒,有的含义不一,很难甄别真伪。他认为研究佛典的最佳途径是与原典对勘,因此找到梵文佛典显得尤为重要。他知道佛教的发祥地虽在印度,但印度本土的佛教已为其他宗教所取代,很难找到梵文佛典,而尼泊尔和西藏却将佛教继承下来,还可以找到梵文佛典。另外,他在哲学馆求学期间,他的老师南条文雄(1849~1927)说用藏文翻译的佛经,要比汉译本准确、可信。因此,到遥远的西藏搜寻梵、藏文佛典成为河口慧海的迫切愿望。
河口慧海立下入藏之志以后,开始做各种入藏的准备。1897年6月26日,32岁的河口带上朋友们捐助的500日元,从神户港乘上“和泉”号轮船,踏上了赴藏之路。
河口慧海选择了经由印度、尼泊尔,越过喜马拉雅山入藏的路线。为了不暴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他伪装成中国内地福建的僧侣模样。他乘船离开神户后,经由香港,于7月12日抵达新加坡,25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不久他前往大吉岭,专程拜访著名藏学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1849—1917),并在当地跟随一名僧人学习藏语和佛教。经过一年半的刻苦学习,河口的佛学知识、藏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西藏的了解也有所加深,他认为可以实施入藏计划了。他选择了经尼泊尔北侧进入西藏的路线。河口认为从尼泊尔入藏,一是关卡少,二是尼泊尔境内有许多佛迹,还有梵文经书,便于考察研究。另外,日本人的足迹当时尚未及至尼泊尔,愿为人先,这也是河口选择这条线路的原因。
1899年1月5日,河口乘火车从大吉岭折回加尔各答,26日潜入尼泊尔。3月7日从加德满都出发,经尼泊尔的博克拉(Pokhara),绕过安纳布尔纳山(Annapurna)的北侧,4月16日到达与西藏边境只有29公里的木斯塘察让村。河口在察让村住了十个月,在此期间,他跟随拉萨哲蚌寺的一名僧人喜饶嘉措学习佛学、藏文。1900年3月10日,河口从察让出发,经过道拉吉里(Dhaulagiri)山的北侧进入多尔波(Thorpo),于7月4日终于进入今西藏境内。随后,溯雅鲁藏布江而上,赴冈仁波齐峰及玛旁雍措湖等圣地巡礼,后返转向东,于12月5日到达日喀则,停留三天。途中曾在萨迦逗留,访问了纳塘寺的印经院。1901年3月21日,河口慧海抵达拉萨,经过考核后进入色拉寺学习。由于担心在色拉寺把自己安排在汉人僧舍中暴露身份,河口这时又谎称自己是来自西藏西部的藏族僧人。
进入色拉寺以后,河口慧海借助自学的医术诊治病人,被称为“色拉伊·阿木奇”(意为色拉寺的医生),名声雀起。河口在以后的旅行记中回忆到,1901年7月20日,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召见了他,达赖赞赏他行医治病,还答应以后给他安排职务。河口描述了当时的达赖有26岁,身高1.7米左右,“法王的尊容,按俗语说是不服输的面相,眼睛像狐狸一样向上翘着,显示出坚决、敏锐的性格。”
在拉萨期间,河口慧海借助其医术,结识了西藏地方政府前任财政大臣强巴觉桑,并住进大臣家中。此间他认识了大臣的哥哥、时任甘丹寺“甘丹赤巴”的罗桑坚赞,学习佛法。
从西藏逃出后穿着袈裟的河口慧海(1902,印度大吉岭)
2016年在东京发现的河口慧海逃离西藏时的日记部分
然而,河口慧海在拉萨的好运不长,刚过一年,他的日本人身份败露,1902年5月29日,仓皇逃离拉萨。他用两匹马驮上搜集来的各种经卷,雇佣了一名藏族向导,经江孜南下,于6月11日抵达帕里。后骗过春丕溪谷的重重关卡,于7月3日到达大吉岭,住进达斯的家中。1903年4月24日,河口带上他收集来的梵、藏文文献以及佛像、佛教艺术品,乘船离开印度,于5月20日踏上了阔别六年的故乡,受到日本民众的盛大欢迎。
河口慧海的第二次入藏活动
河口慧海第二次入藏后带到日本的藏文大藏经(一部分,藏于东洋文库)
河口慧海返回日本不久,席不暇暖,又开始计划第二次进入西藏。这次进藏的首要目的就是继续收集藏文经典,另一个目的是途中完成与尼泊尔首相的约定,用日本黄檗版汉文大藏经与尼泊尔的梵文大藏经进行交换的任务。
1904年10月11日,河口慧海从神户出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入藏之旅。11月3日抵达加尔各答后,他立即向英印当局提出了入藏申请,但遭到拒绝。于是他决定先完成与尼泊尔首相交换大藏经一事。1905年2月,河口从加尔各答出发,3月到达加德满都,会见了当时的尼泊尔拉纳首相,献上了从日本运来的黄檗版汉文大藏经(现保存于尼泊尔国立古文书馆)。6月,河口得到了拉纳的梵文大藏经,将它和自己收集到的其他经典一起寄赠给了东京大学。12月,他返回加尔各答。
河口慧海返回加尔各答后,谒见了被英国胁迫、正在印度滞留的九世班禅,并与班禅约好用日本汉文大藏经与西藏的藏文大藏经进行交换。1912年3月,河口慧海从印度贝纳勒斯赶赴大吉岭,拜见了正在这里滞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据河口的记述,通过这次会见,“消除了达赖喇嘛对日本所抱有的误解,取得了信任。达赖喇嘛还愉快地答应了我的入藏请求。”此后,直到1913年,河口慧海一直滞留在印度,一边研究梵文经典,一边在印度各地考察佛迹。这样他在印度滞留了九年,其间又在尼泊尔滞留了十个月。
1913年12月20日,河口慧海从加尔各答出发,踏上了由印度进藏的旅途。虽然这时西藏地方政府对于日本入藏者几乎敞开了大门,河口慧海也有达赖喇嘛的入藏许可,但英印当局依然对西藏采取着封锁政策,严格禁止外国人从印度进入西藏。于是河口慧海决定选择走间道。他与两名藏族向导一起,从大吉岭进入锡金,1914年1月12日,进入西藏境内。从此,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公开活动。14日抵达冈巴宗,21日抵达日喀则。
河口慧海到达日喀则以后,住进一座玛尼庙内。他在这里一边等待他的行李,一边受班禅喇嘛之托,翻译一些报纸新闻、画报,采集当地的植物标本,给附近的病人治病。5月12日,行李终于被运到日喀则,河口给九世班禅献上了用于交换的日本汉文大藏经及其他礼物。但河口收到的纳塘版大藏经,却因印刷的纸太薄,几乎不能使用。他请求班禅提供纸质优良的大藏经。7月27日,河口留一人等待正在赶印的大藏经,自己与另三名脚夫一起奔赴拉萨。
8月7日,河口慧海抵达拉萨,被安排到已故噶伦擦绒·策丹旺曲(也译作策丹嘉布)家中。河口随即提出了拜见达赖喇嘛的申请,但达赖喇嘛正在闭关坐静,未能马上得见。当时正在拉萨的其他三名日本人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矢岛保治郎前来他的住所问候。
9月29日,河口慧海在罗布林卡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献上大花瓶、绢绘挂轴、涂漆茶具、木雕等礼品,并请求达赖喇嘛为东京大学寄赠古藏文《大藏经》。
1915年1月3日,河口在布达拉宫又拜见了达赖喇嘛,达赖答应赐给江孜大塔所藏的藏文大藏经写本。1月19日,河口慧海离开拉萨,于26日到达江孜,在这里接受了达赖喇嘛赐予的大藏经佛典共111函。河口慧海离开江孜,到达日喀则,住到先前住过的玛尼庙内,准备从这里回国。河口又在离日喀则东十余里的夏鲁寺发现了梵文经典39函,立即编制成目录。夏鲁寺住持赠送河口贝叶梵文法华经原典,以及写在树皮上的佛教诗集两册,使他喜出往外。他从班禅喇嘛那里得到了除约定交换的纳塘版藏文大藏经外,还得到了历代班禅的著作及其他礼品。
河口慧海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入藏计划后,4月18日从日喀则踏上了归程。他的离藏路线基本上与进藏路线相同,从日喀则、岗巴,途经锡金于5月4日抵达大吉岭,于9月4日抵达日本神户,河口慧海历时11年的第二次进藏旅行至此圆满结束,时年届50。
返回日本后,河口慧海埋头于对梵、藏文经典的整理和翻译,并招收研究生教授藏语。1926年61岁时,他宣布还俗。1945年2月24日,因患脑溢血在东京去世,享年80岁。
河口慧海对日本藏学的贡献
各种日文版《西藏旅行记》
河口慧海与他的弟子们
河口慧海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从此拉开了历史上日本与我国西藏进行接触的序幕。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佛教原典,而且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河口慧海对处于萌芽发展时期的日本藏学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其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撰写出版《西藏旅行记》。河口慧海结束自己的第一次入藏活动返回日本后,1904年将自己的入藏经历写成《西藏旅行记》公开出版。1909年,他将此书以“Three Years in Tibet”(《旅藏三年》)为名在印度和英国出版了英文版,使更多的读者了解了西藏,河口慧海也因此而声名远播。《西藏旅行记》比较忠实地记录下了一百年前西藏高原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神话传说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当时的社会、自然风貌。迄今为止该书对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二是为日本藏学研究的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收集佛教原典是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旅藏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梵文和藏文佛教经典,这些大藏经和藏文文献、梵文写本等,现分别藏于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大正大学、东北大学等图书馆。据《河口慧海请来西藏资料图录》介绍,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还藏有河口携归的佛像144尊、佛画261幅、经版28枚、佛具385件、动植物标本125件、矿物标本130件。以后,河口家私藏的20件佛像、佛具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约1000件植物标本(基本上采自第二次入藏活动)藏于国立科学博物馆分馆。这些都成为日本藏学研究的珍贵文物,为日本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三对日本的藏学研究尤其对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河口慧海1917年返回日本后,开始投身于对佛典特别是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河口慧海的主要事业。据学者统计,河口慧海一生中撰写的单行本著作有41种,考证性论文80篇,登载在报刊上的文章36篇,其它有16篇,可谓著作等身。
四为培养藏学人才做出了贡献。翻译浩繁的藏文经典,需要大量通晓藏文的人才。为此河口在日本大学讲授藏传佛教和藏语课程。1926年任大正大学藏语专业的教授,并出版了《西藏文典》、《西藏语读本》等。
文/ 秦永章图/ 秦永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