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有事去大同，乘坐火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原部队军乐队的战友夏含春、刘寒冰夫妻俩接待了我，并安排我在大同浏览了一番，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华严寺前那些雄伟高大的古建筑和闻名世界的云冈石窟了。被誉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大同，曾经是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中心。特别是云冈石窟的的气势宏伟，震撼人心。而它丰富的佛教思想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是使人赞叹不已，油然起敬。

那一尊尊佛像，不仅展现出佛教思想文化的深邃，面且也展示着历代人民的艺术水平和风格。

佛教是从古印度伟进中国的，云冈石窟就形象地将这一历史轨迹记录下来，石雕艺术反映出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而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这里也达到了充分的融汇贯通。

云冈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早期的石窟被称为昙曜五窟。据说当时有个叫昙曜的高僧，来到魏都，在大街上见到了皇帝，皇帝的马见到昙曜时，便用嘴牵扯昙曜的衣衫，人们都认为这是马识善人，非常敬重昙曜，皇帝更是拜以师礼。昙曜就请求皇帝，允许他在京城西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即现在的云冈），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即五个佛像，从而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这五尊佛像主要是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

从那以后，云冈石窟就不不断开发，规模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也进入了开凿的鼎盛时期。来自全国的优秀人才，经过了40多年的开凿，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石窟佛像。这个时期的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而且这个时期又是改革创新的时期，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

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就基本停止了，以前的开凿大多是皇家行为，这以后便进入了民间。北魏的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也都纷纷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即小窟小龛。民众的参与，使得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

从开凿昙曜五窟到最后停止，前后经历了长达60多年的时间。

那一尊尊凝聚着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崇拜之情和劳动智慧的佛像，每一尊都是那样的庄重慈祥，雕凿的工艺精美细腻。在观看时，有的石窟还在继续维护中，搭起的施工架子，挡住了视线，使得很多更加精美的佛像未来展现出来。其中有一尊佛像非常高大，要将脖子扬起到极限，方才看到顶端。

大同人深爱大同的历史文化，怀有浓烈的古都情节。1972年，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的周恩来总理曾表扬大同的文物古迹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同人很早就认识到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大同前任市长耿彦波大力推动城市拆迁、道路新建、古城修复等多方面的工作，将云冈石窟的环境进行了整治，建造了山门、修建了湖泊，改善了道路。据说，当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书记时，大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还上街请愿，要求耿彦波留任大同。而一部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就是记录耿彦波任职期间使古城面貌焕然一新的史实，这部纪录片还荣获了第52届台湾金马 “最佳纪录片奖”。

我们不仅要赞美当年开凿石窟的先辈，也要赞美历代用血汗保护石窟的人们，有了他们的奉献，才有了如此壮美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