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杰蒙古族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系列：音乐形态研究专题（十）
发布时间：2023-05-17 09:14:06作者：念佛网（一）感悟科尔沁一词的内涵转化
蒙古族传统音乐领域内，科尔沁音乐是一个独立的风格色彩区，具有重要地位。我们探讨科尔沁传统民歌，一定要留意“转化”这一基本概念。科尔沁蒙古部落的历史发展，以及该部独特音乐风格的形成，处处体现着转化现象。转化——几乎贯穿科尔沁蒙古部落的全部历史和各个领域，从而构成某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1、科尔沁：“兵器——士兵——兵团”之转化
科尔沁蒙古部落形成的早期历史，便是“兵器——士兵——兵团”三者逐步转化的结果。所谓科尔沁，蒙语词根为“豁儿”（科尔），指的是古代蒙古人所佩戴的箭筒，属于一种单兵武器装备。后来，“豁儿”的后面连缀一个“奇”字，形成“科尔奇”这一新的名词，意为佩戴箭筒的人，简称箭筒士。古代蒙古人的概念中，所谓箭筒士便是职业军人的代名词。后来，“科尔奇”一词进一步发生变化，其后缀由“奇”变为“沁”，派生出“科尔沁”这一新名词，从单数“科尔奇”转化为复数“科尔沁”。量变引起质变，该词便具有了军队、兵团的新含义，完成了“兵器——士兵——兵团”的转化过程。那么，对于科尔沁一词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究，是否就此结束，别无可求了呢？当然不是这样。除了语言学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音乐学的角度审视科尔沁一词，并且从中挖掘出一些有用的历史文化信息。
2、科尔沁：“军团——部落——地域”之转化
战争缔造了蒙古汗国，许多部落因此走向灭亡。同时，又有许多部落由此而诞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兵器——士兵——兵团”之转化，是科尔沁蒙古部落历史上的第一次转化现象，那么，“军团——部落——地域”之转化，则是该部落历史上的第二次转化现象。无论从其深度和广度，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来说，均远远超出第一次转化。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依靠手中的强大武力，完成了统一蒙古的宏伟事业。可以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催生了科尔沁蒙古部落。骁勇善战的科尔沁蒙古部落，则构成了成吉思汗骑兵最精锐的主力兵团。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力主强化国家权力，削弱部落势力，完成了草原社会向游牧封建制的过渡。例如，早在打败塔塔尔部落之前，既已破除部落界限，对军队进行混合编制。为了搜捕刺客，他才下令按照氏族部落为单位集合军队。古代蒙古部落形成，至少具备四项条件：一定数量的基本人口、稳定的驻牧领地、公认的部落首领，以及共同的部落文化。从上述条件来看，科尔沁蒙古部落已基本形成。至此，科尔沁蒙古部落的形成，经历了又一次新的转化过程：从职业军团转变为科尔沁蒙古部落。从而实现了历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成为了科尔沁蒙古部落历史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延至清初，康熙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推行盟旗制度。于是，科尔沁蒙古部落被划入哲里木盟，号称“嫩科尔沁十旗”。从此，地缘因素在蒙古部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部落纽带则趋于松弛。光绪年间，清朝对蒙古地区采取“移民实边，借地养民”政策。内蒙古长城沿线的草原牧场被大量开垦，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科尔沁蒙古人中的大部分变成农民，蒙汉杂居。从此，部落由村落所取代，科尔沁蒙古部落最终转化为科尔沁地区 。
3、科尔沁：认识科尔沁部落的社会转型
1206年至1644年，科尔沁蒙古部落跨越蒙古汗国——大元帝国——“北元”，长达四百多年，总体上属于上升发展时期。1625年，科尔沁蒙古部落首领奥巴台吉率先降清，征伐有功，受到朝廷的格外恩宠。二百多年时间内，为平稳发展时期。1840年至1911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此，科尔沁蒙古部落也随之激烈动荡，跨入社会转型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诸多蒙古部落中，科尔沁蒙古部落是近现代蒙古社会转型的先行者。其转型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蒙古族历史上所未曾有过。
科尔沁草原的游牧封建制社会，同其他蒙古地区一样，其发展十分缓慢，具有超稳定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家族游牧的“阿寅勒”生产方式世代沿袭，历经数百年而没有根本变化；其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核心的王公社会统治体制，历经元明清三代而没有根本变化；其三，自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来，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基本确立，同样是几百年内没有根本变化。然而，世间没有永恒不变万古如斯的事物。自从进入19世纪中叶，尤其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古社会的超稳定性被彻底打破了。从此，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科尔沁蒙古部落终于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
（1）草原游牧经济转型为定居农耕经济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朝政府为了摆脱“庚子之乱”后的社会危机，在蒙古地区推行所谓“移民实边”政策，大量放垦蒙古草原，以此增加税收，充实国库亏空。于是， 科尔沁蒙古人的“阿寅勒”家族游牧生产方式被彻底打破。蒙古族牧民失去草原牧场，脱离传统的家族游牧生产方式，被迫改事农业生产，从牧民转化为农民。上述“牧转农”的大变革，触动了蒙古人的根本利益。蒙古族人民为了保护草原，保卫家园，曾多次爆发武装起义，遭到清朝和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
（2）王公贵族世袭制转型为行政任命制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核心的封建王公统治体制，因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而发生动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导致清朝灭亡。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对蒙古封建势力造成了强烈冲击。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之后，推行所谓“土地奉上”政策，悍然取消王公世袭制度，导致这一制度在科尔沁地区走向终结。日伪政权的上述所谓“民主改革”，遭到蒙古王公贵族的抵制和反对。反之，关内的国民政府却保留着王公世袭制度，与日伪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由此，科尔沁蒙古王公贵族对日伪政权产生怀疑和不满，怀念和向往国民政府的王公世袭制度。
（3）尊王敬佛观念转型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
藏传佛教以及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因受到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而削弱衰微，蒙古人遂产生信仰危机。意识形态方面，随着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蓬勃开展，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其影响波及到蒙古地区。通过长期斗争，蒙古族人民开始觉醒，认清了蒙古族僧俗封建实力的腐朽本质。于是，科尔沁蒙古人编唱大量叙事民歌，揭露和鞭挞王公贵族、少数上层喇嘛的丑恶行为。
（4）长调音乐主导风格转型为短调音乐主导风格
内容决定形式，科尔沁地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原先的民歌形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现实生活。心灵的自由，抒情的极致，乃是长调民歌的审美本质。正面歌颂草原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民俗事项和祭祀活动中承担仪式，则是长调民歌的社会功能。然而，随着草原游牧生活的终结，长调民歌的上述功能也随之完结。科尔沁蒙古族农民的定居农耕生活，需要新的民歌形式——即短调民歌。短调民歌能够更方便快捷地反映生活。同时，也更适合于表达申诉、呐喊、抗争等思想情感。凡此一切，便是科尔沁短调民歌勃兴的基本原因。
二、音乐地理学：开启科尔沁民歌谜团的一把钥匙
对于古代人类来说，地理即是命运。那么，科尔沁蒙古部落形成族群之后，直至建立蒙古汗国之前，他们究竟驻牧在蒙古高原的哪个部位呢？从总体上说，科尔沁蒙古部落是成吉思汗手中的精锐兵团，往往承担重要的战略任务，其活动地域受到战争形势的影响。换言之，科尔沁蒙古部落的驻牧之地，应该与其所经历的战场相一致。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缺失，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资料加以证明上述论断。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音乐地理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我的同学乔建中先生倡导颇力，取得不少成就。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绘制民歌分布的彩色地图，考察追踪民歌体裁、音乐风格形成发展的踪迹，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为了解决科尔沁部落早期驻牧领地问题，不妨采取音乐地理学的方法，从考察科尔沁民歌的歌词入手。
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且长期没有创制文字，民歌便成为活的历史。蒙古人往往将本部落的历史、人物传记、乃至家乡的风景，统统编入民歌，牢牢记在心里，带在马背上游牧迁徙，代代相传。因此，科尔沁民歌歌词中，必然存留着古代山川河流、地方风景的名称。我们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证，筛选出一些重要的地理名称，与科尔沁蒙古部落的历史相对照，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必然会追索出某些有用的线索来。通过考证古代科尔沁民歌和萨满教神曲的歌词，我们发现科尔沁蒙古部落的驻牧地区，确实与其所执行的战略任务密切相关，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
科尔沁民歌歌词中出现的地理名称，情况是不一样的。首先，古代科尔沁长调民歌的歌词中，存在着真实地名与虚拟地名的区别。例如，一首四段歌词的民歌中，可能会出现四座不同的山名。但多数情况下往往第一段歌词的山名是真实的，其余三座山名则是叠唱手法的产物，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属于格式化的虚拟地名。当然，个别长调歌曲的地理名称可能都是真实的，凡事不可以绝对化，看具体情况而定。其次，古代科尔沁民歌中的歌词中，还存在着家族游牧地名、部落祭祀地名、部族迁徙地名的区别。游牧封建社会中，蒙古人以“阿寅勒”方式游牧劳动。所谓“阿寅勒”，蒙语便是家族之意。由于劳动牧民以家族为单位进行放牧，故长调民歌中会出现家族所熟悉的地理名称。诸如，草原、山脉、河流、敖包、神树等。这些地理名称大都真实存在，至今没有变化。
部落祭祀圣地名称、部族迁徙地理名称，与家族游牧地方名称有所不同，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稳定性、民俗性、仪式性等特点。对于早期科尔沁蒙古部落来说，民歌和萨满神曲中出现的部落祭祀圣地、部族迁徙地理名称，便是阿尔泰山、阿鲁杭盖、额尔古纳河和金色兴安岭。下面，我们不妨列举出科尔沁民歌的一些实例，说明音乐地理学方面的相关问题。
（一）民歌地图第一幅：阿鲁杭盖——成吉思汗的西部屏障
古代科尔沁民歌歌词中，经常出现阿鲁杭盖这一地名。大凡科尔沁蒙古部落的各个支系，其民歌中普遍存在着阿鲁杭盖这一地名。分布之广，频率之高，为民歌中出现的其他地理名称远远不及。由此可以推断，阿鲁杭盖之地应该是科尔沁蒙古部落最早的驻牧之地。阿鲁杭盖位于蒙古高原西部，属于丘陵草原地貌，处于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山脉的过渡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阿鲁杭盖
阿鲁杭盖山梁上，
金色夜莺在歌唱。
思念父母好伤心啊，
热泪滚滚沾衣裳。
登上高坡望家乡，
眼前一片雾茫茫。
遇见路人常询问，
都说路远天隔一方。?
云雾笼罩的山梁
云雾缭绕笼罩山梁，
杭盖故乡多么凉爽。
不经意中来到了，
这样遥远的地方。
云雾升腾在天边，
阿鲁杭盖在北面。
不在意中迁到了，
我们新的家园！?
（乌兰杰主编：《扎赉特民歌》,第60页,民族出版社,北京,2006年。）
古代科尔沁民歌中，频频出现阿鲁杭盖地名，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1203年，蒙古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拙赤·合撒儿率部脱离其兄成吉思汗，归顺王汗。二是这一年的春天，克烈部王汗向成吉思汗发起进攻，双方在合兰真沙陀之地发生决战，成吉思汗被击败，撤退到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休整。1203年秋季，拙赤·合撒儿回归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恢复元气，率领精兵奔袭克烈部大本营，兄弟二人协同作战，斩首行动取得成功，克烈部被击败全歼。王汗只身逃往乃满部，被边将杀害，克烈部遂宣告灭亡。对于拙赤·合撒儿的出走，学术界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兄弟二人合演苦肉计。无论如何，古代科尔沁民歌中出现阿鲁杭盖地名，曲折地反映着科尔沁蒙古部落驻守西部边疆的军旅生涯。
（二）民歌地图第二幅：阿尔泰杭盖——双雄对决中的拙赤·合撒儿
阿尔泰杭盖，即阿尔泰山脉，这是科尔沁民歌中频繁出现的另一个地理名称。之所以如此，同样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历史依据，反映着科尔沁蒙古部落的战争生活轨迹。1204年4月，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纳忽崖之战。先是，克烈部灭亡后，蒙古国的领土向西扩张，直接与阿尔泰山一带的乃满部接壤。由此，科尔沁蒙古部落的驻牧之地随之扩大，从阿鲁杭盖延伸到阿尔泰山一带。成吉思汗灭亡克烈部之后，马不停蹄，乘胜前进，攻打乃满部太阳汗，消灭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对手，实现其统一蒙古高原的夙愿。至此，蒙古高原上已经形成
双雄对决，争夺草原霸主的局面，一场战略决战迫在眉睫。为了发动对乃满部的战争，成吉思汗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多次召集军事会议，与军中将领共同讨论战略问题，克服畏难情绪，作出进攻乃满部的战略决策。其次，军事上做了周密部署，让拙赤·合撒儿担任中军主将，自己甘愿担任副将，接受拙赤·合撒儿的指挥。4月16日，两军在杭爱山纳忽崖之地发生决战，乃满部军队战败，全军覆没，太阳汗战死。科尔沁萨满教神曲中有一首《迎祖先》，亦称《阿尔泰杭盖》，歌词中提到了阿尔泰山。（?乌兰杰编：《科尔沁长调民歌》,第2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2005年。）
迎祖先
巍巍阿尔泰山，高山之阴唔嘿呀！
羚羊幼羔，贡上祭品唔嘿呀！
祖祖辈辈嗬，供奉你呀唔嘿呀！，
皮甲精灵嗬，敬请降临唔嘿呀！?
古代的阿尔泰山，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圣地之一。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追击到焉支山以西千余里，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从地理方位上看，焉支山以西千余里，应该就是现在的新疆阿勒泰山一带。所谓“祭天金人”，便是匈奴休屠王的萨满教青铜神明偶像。科尔沁民歌中有一首古老的短调踏歌《阿尔泰杭盖》，辞藻古朴，音调简洁，节奏明快，且保留着古代舞曲中常见的衬词“哳咴哳，哳咴哳”，五句结构，形成“一领众合”的踏歌舞曲形式。蒙古汗国至大元帝国时期，此类踏歌舞曲普遍流行，成为13世纪蒙古民歌典型的时代风格。
阿尔泰杭盖（一）
阿尔泰杭盖路途远，
骑上黄骠马到门前。
迎接尊贵的客人哟，
哳咴哳，
遵照古礼一起欢宴！
大雪严寒冻裂山崖，
寒风呼啸摇动毡房。
马蹄清脆呵贵客来，
哳咴哳，
遵照古风跳舞歌唱！
巴彦诺尔盟境内的乌拉特蒙古部落，属于科尔沁系统。清初奉命西迁，从呼伦贝尔草原来到现在的驻牧之地。乌拉特民歌中有一首《阿尔泰杭盖》，一首古老的踏歌舞曲。上下句乐段体结构，宫调式、3/4拍节奏，歌词内容是迎宾曲，其中提到了阿尔泰山。（乌兰杰:《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第15 页，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11年。乌兰杰主编：《扎赉特民民歌》,第119页,呼和浩特,民族出版社,2005年。）
阿尔泰杭盖（二）
阿尔泰杭盖在北方，
贵客骑马款款地来。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
醇香的奶酒献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两首民歌《阿尔泰杭盖》还是萨满教神曲《迎祖先》，歌词中所提到的阿尔泰杭盖，并不是指我国新疆地区的阿勒泰山，而是指俄罗斯、蒙古国边境地区的阿尔泰山脉。蒙古汗国和大元帝国时期，蒙古是统治欧亚的伟大民族，其政治视野和地理知识，远非近日的蒙古人所能比拟的。
达梅尔奥勒先生，一位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著名歌唱家，兼通图瓦语、俄语和蒙古语。原来，他的母亲贺喜格图是是蒙古人，当地的民间歌手，从小跟着母亲学会了蒙语，会唱蒙古民歌。2007年春，我和达梅尔奥勒先生在呼和浩特相识，向他请教有关图瓦民歌方面的一些问题，还采录了几首图瓦民歌。没有想到，他给我唱了一首蒙古民歌，题目叫做《纳林河畔的柳丛》，流行于蒙古国北部的库斯古尔湖地区，蒙俄交界的萨彦岭一带。
纳林河畔的柳丛
纳林河畔的柳丛，
随风摇摆沙沙响。
年轻朋友在一起，
唱歌跳舞好欢畅！
令人吃惊的是，《纳林河畔的柳丛》曲调竟然和乌拉特民歌《阿尔泰杭盖》基本相同。 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来看，两首民歌应该是同一曲调的不同变体。那么，萨彦岭脚下的蒙古国牧民，内蒙古黄河岸边的乌拉特部蒙古牧民，歌唱同样的民歌曲调，怎样解释这一音乐现象呢？
“更变千年如走马。”
古代科尔沁蒙古部落曾经在阿尔泰山至阿鲁杭盖的广袤地区驻牧戍边，编唱了《阿尔泰杭盖》这首民歌，时间大约在13世纪初叶。后来，科尔沁蒙古人逐步南下，乌拉特部蒙古
人把这首民歌带到了黄河岸边，传唱至今。同时，生活在萨彦岭下、库斯古尔湖畔的蒙古国牧民，也在传唱这支曲调，只是歌名变成了《纳林河畔的柳丛》而已。从13世纪初至今，科尔沁蒙古部落几次举部迁徙，历经沧桑，遍布蒙古高原和中国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然而，古老的科尔沁民歌中却依然保留着早期活动的地理名称，印证着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实属难能可贵。 （参见乌·那仁巴图主编：《蒙古民歌500首》第339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79年。参加乌兰杰手抄本、2007年2月采访录像。）
（三）民歌地图第三幅：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流域
1206年，斡难河畔竖起一面“九斿白旗”，蒙古汗国成立了！
成吉思汗建国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分封“黄金家族”成员。拙赤·合撒儿是成吉思汗的长弟，蒙古汗国头号神射手，战功卓著的皇室宗亲。成吉思汗分配到他名下的领地，便在现今海拉尔河至额尔古纳河流域一带。成吉思汗为何将拙赤·合撒儿分封到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流域呢？对此，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成吉思汗和拙赤·合撒儿兄弟二人产生矛盾。汗兄将胞弟分封到远离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山林地带，等于是变相的流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成吉思汗后来所采取的战略步骤来看，所谓拙赤·合撒儿被变相流放的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汗国之后，下一步战略规划便是着手进行对金国的全面战争。有人认为，成吉思汗发动对金国的战争，只是为了为祖先报仇，显然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成吉思汗为了攻打金国，花了5年时间进行准备。首先，为了避免两面受敌，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并取得胜利，从而稳定了西线。其次，为了防备金国从东线包抄后方，成吉思汗特意加强东部蒙金两国边界的防御力量。因为，呼伦贝尔草原是成吉思汗的战略总后方，他被札木合和王汗打败后，都曾退入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休整，待到兵强马壮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哪里有危难险重的任务，哪里就有科尔沁蒙古部落的身影。成吉思汗在对克烈部和乃满部发动战争之前，也曾派遣拙赤·合撒儿和科尔沁蒙古部落驻守西部边界。两年之后，驻守蒙古汗国东部边疆，防范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再次落到拙赤·合撒儿和科尔沁蒙古部落身上。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亲征，开启伐金战争的序幕。拙赤·合撒儿没有参加此次战争，执行防备金国的战略任务。1213年，成吉思汗第二次伐金，拙赤·合撒儿参加了此次战争，率领左路蒙古军进攻金国，攻占冀州、平州、滦州及辽西诸郡。1219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伐金，拙赤·合撒儿的儿子移相哥参战。学者们分析，此时拙赤·合撒儿大约已经逝世了。诚然，拙赤·合撒儿和成吉思汗发生过矛盾。对此，《蒙古秘史》中确有记载。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兄弟二人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更没有导致彻底分裂，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难怪，成吉思汗在谈到自己取得战争胜利，建立蒙古汗国的原因时说：依靠的是“合撒儿之射，别勒古台之力”，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拙赤·合撒儿和成吉思汗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必过多地猜测，更不能随意放大，乃至脱离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科尔沁蒙古部落进入额尔古纳——海拉尔河流域之后，在这里驻牧了三百多年，产生了大量民歌。但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民歌中得到反映的地理名称却不并不多。幸运的是，科尔沁古代叙事民歌《碧斯曼姑娘》，歌词中提到了“阿穆尔河”，总算弥补了这一缺憾。俄罗斯境内的阿穆尔河，流入中国境内便称为黑龙江。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的额尔古纳河，则是黑龙江的一条支流。显然，《碧斯曼姑娘》的歌词中出现阿穆尔河，说明这首歌是科尔沁蒙古部落南迁之前的产物，堪称是民歌地图上的一颗明珠，为音乐地理学增添了瑰丽的光彩。
碧斯曼姑娘
阿穆尔河呵静静流淌，
河岸上架着一座破毡房。
阿木古朗完泽图夫妇，
独生女是碧斯曼姑娘。?
（四）民歌地图第四幅：科尔沁民歌——布里亚特民歌
科尔沁蒙古部落是蒙古高原统一战争时期的产物，其发展壮大的历史离不开战争。可以说，“战争——迁徙——融合”，是贯穿科尔沁蒙古部落历史的一条红线。因战争需要而迁徙异地，因迁徙异地而与其他部族和民族融合，音乐方面产生密切交流，这是科尔沁音乐风格色彩区得以形成的重要依据之一。科尔沁蒙古人离别蒙古高原中心地带，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流域，历经元明两代，长达近三百年时间。从文化艺术角度来看，科尔沁蒙古部落独特音乐风格色彩区的的形成，应该是在这一时期。科尔沁蒙古部落迁入呼伦贝尔草原后，便于“林木中百姓”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忽、秃马惕等部落相毗邻，音乐方面产生密切交流。例如，《小黑马》是一首科尔沁准长调民歌，流行于兴安盟扎赉特旗。其曲调与布里亚特民歌《花翎山雀》基本一致，旋律结构、调式也都完全相同，可以看做是同一首曲调的变体。（乌兰杰主编：《扎赉特民歌》。第300 页，民族出版社，北京，2005年。同上，第111页。）
小黑马
骑上你的小黑马，
山路崎岖不算艰难。
爱情的火焰胸中燃烧，
我的帐篷不算遥远。
骑上你的小花马哟，
绰尔河水总能渡过。
既然你依旧爱着我，
为什么还不来看望我？
花翎山雀
花翎山雀空中飞翔，
婉转歌唱声声啼唤。
远在他乡思念父母，
心中悲伤肝肠欲断。?
科尔沁民歌和布里亚特民歌中的同宗民歌曲调，远不止《小黑马》和《花翎山雀》。例如，科尔沁民歌中有一首《锡塔尔庙颂》（?乌兰杰等编：《蒙古民歌精选99首》，第179 页，民族出版社，北京，1993年。塔林艾娅提供录音资料，2015年。），与布里亚特民歌《十五尊佛颂歌》，两者曲调基本相同，结构、节奏、旋律线也十分相近，无疑是同一首民歌的不同变体，属于同宗民歌家族。这样的民歌曲调，只能产生于明代中叶，科尔沁蒙古人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尚未迁入松嫩平原之前，至少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十五尊佛颂歌
特地降生人世间，
精通佛法开经典。
释迦牟尼佛祖呵，
顶礼膜拜心自安。
唵嘛呢叭咪吽，
唵嘛呢叭咪吽！（节译）
锡塔尔庙颂
辽阔富饶的希尔塔拉，
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白塔。
幸福快乐的僧俗信徒，
建造了锡塔尔宝刹。
阿拉坦塔布青选庙址，
巍峨塔尖直插云霄。
祥和淳朴的全体信徒，
供奉开光的金身佛主。
温都尔朝克图高地上，
百花盛开香飘四溢。
尽情观赏美丽的风景，
好一座吉祥的庙宇！?
科尔沁蒙古部落占据水草丰茂的呼伦贝尔草原后，变得日益强大起来，其势力迅速向西周扩张，直达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相对于当地的“林木中百姓”而言，科尔沁蒙古人无疑是属于先进族群。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远远走在前列。随着科尔沁蒙古部落人口迅速增长，其中的一部分人口向北迁徙，进入贝加尔湖沿岸一带游牧，并且将附近的布里亚特等山林狩猎部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2007年秋，我赴乌兰巴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幸结识了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族学者杜嘎罗夫·巴雅尔先生。他告诉我：科尔沁部落确实进入了贝加尔湖沿岸地区。贝加尔湖沿岸的巴儿忽真之地，至今还有“科尔奇德”部落的遗民。所谓“科尔奇德”便是科尔沁一词的复数形式。因科尔沁部落十分强大，英勇善战，故布里亚特蒙古人尊称其为“阿爸·科尔沁”云。
杜嘎罗夫·巴雅尔先生还指出：查干扎巴地区的萨赫尤尔泰山有萨满教神灵守护，乃是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祭祀圣地，萨赫尤尔泰山圣地的萨满主教，竟然是一位科尔沁部落蒙古人，名字叫做失烈门·哈斯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科尔沁部落统治者为了安抚和笼络布里亚特部落，主动承认萨赫尤尔泰山萨满教圣地的崇高地位，并且和布里亚特部落共同举行祭祀活动。同时，为了从宗教信仰上控制布里亚特部落，便由“自己人”来担任萨赫尤尔泰山的萨满教主。科尔沁部落统治者的这一做法，和忽必烈当年尊崇藏传佛教的做法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长期以来抱有一种观点，科尔沁蒙古部落南迁后，与“林木中百姓”相毗邻，音乐方面受到布里亚特人的深刻影响，产生了重大变化，乃至于融入了呼伦贝尔音乐风格色彩区。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诚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科尔沁蒙古人受到布里亚特、巴尔虎部落音乐的影响，那是肯定无疑的。但从总体上说，先进的一方往往对落后的一方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不是相反。13世纪初，强大的科尔沁蒙古部落雄踞呼伦贝尔草原。无论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方面来看，均远远高于当时的布里亚特、巴尔虎等“林木中百姓”。因此，先进的科尔沁蒙古部落草原文化，必然对布里亚特、巴尔虎等相对落后的山林部落产生巨大影响，使得“林木中百姓”的音乐经历了一场科尔沁化的过程。
（五）民歌地图第五幅：金色兴安岭——科尔沁民歌的渊薮
明朝中叶，科尔沁音乐风格色彩区业已形成，其中包括布里亚特、巴尔虎、图瓦等部落的音乐文化。科尔沁音乐风格色彩区与呼伦贝尔音乐风格色彩区分道扬镳，产生根本区别，
发生在科尔沁蒙古人向南迁徙，那还是进入松嫩平原之后的事情。科尔沁音乐风格色彩区的真正成熟和定型，便是在“嫩科尔沁”时期。（?乌兰杰主编：《扎赉特民歌》。第188页，民族出版社，北京，2005年。）
明朝中叶，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高原，“北元”势力变得强大起来。当时，东部的乌梁海部落势力强盛，挑战达延汗的权威，阻挠其统一事业。于是，达延汗起兵征服乌梁海部落，将其收编到自己的名下。延至打来孙库登汗东迁后，与蒙古泰宁卫、福余卫发生冲突，将上述两部彻底击溃。另外，从明朝方面来看，当时的中原王朝政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势日益衰微。科尔沁蒙古部落便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举向南迁徙，从呼伦贝尔草原跨入松嫩平原。于是，巍巍兴安岭和滔滔嫩江水，便成为他们新的生存环境的地理标志。
古代科尔沁蒙古部落南迁之后，金色兴安岭便成为新的祭祀圣地。与此相关，科尔沁民歌
中大量出现了金色兴安岭、嫩江和西辽河等地理名称。诸如，《西辽河颂》、《金色兴安在北方》、《达雅波尔》等。至此，清代科尔沁蒙古人的地理概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故乡，已经不是呼伦贝尔草原，而是松嫩平原至辽河一带的广袤土地，即所谓“嫩科尔沁十旗”。科尔沁蒙古部落原来的故乡呼伦贝尔草原，只是在古老的民歌中留下了模糊的历史记忆。
西辽河颂
金色兴安有源头，
十条支脉滚滚流。
西辽河啊西辽河，
河水清澈赛甘露。
砂砾浅滩有渡口，
河谷两岸长满绿树。
西辽河啊西辽河，
赐予我们欢乐幸福。?
《西辽河》是一首优秀民歌，将金色兴安岭和西辽河连在一起，加以热情歌颂。从音乐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无疑是树立了一个地理丰碑，为民歌地图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六）民风地图第六幅：科尔沁民歌——乌梁海民歌
科尔沁蒙古部落进入松嫩平原之后，新的生存环境下产生了新的民歌。由此，一些新的地理名词随之进入了民歌。例如，《金色圣山》是一首科尔沁古代民歌，歌词明确提到“朵颜岭”。所谓“朵颜岭”，蒙语称之为“朵颜温都儿”，系元明时代的地理名称，明代“朵颜卫”的所在地。据学者考证，朵颜岭便是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北部山区的博格达山（神山）。至于歌词中提到的克鲁伦河和哈拉哈河，也都在呼伦贝尔境内。古代武士的行军路线是由北向南，翻越朵颜岭，回到故乡拜见母亲。由此可知，《金色圣山》这支歌，无疑是科尔沁蒙古部落南迁，进入松嫩平原之后的产物。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来说，《金色圣山》（乌兰杰编：《科尔沁长调民歌》，第14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2005年。）这首民歌具有重要价值，填补了民歌地图上的一项空白。
金色圣山
金色圣山的山梁上，
一只夜莺在歌唱。
白发苍苍的母亲哟，
今日有缘再相逢。
骑上我的枣红马，
渡过宽阔的克鲁伦河。
年迈体衰的母亲哟，
今朝相逢多么欢乐！
朵颜岭呵好风光，
狩猎游玩来日长。
七十高龄的母亲哟，
恨不能飞到你身旁！
骑上我的枣红马，
渡过奔腾的哈拉哈河。
可汗士兵都一样，
庆功宴上同欢乐！?
（七）民歌地图第七幅：科尔沁民歌——察哈尔民歌
科尔沁蒙古部落和察哈尔蒙古部落的关系，以及音乐方面的相互交流问题，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其实，科尔沁蒙古部落和察哈尔蒙古部落，历史上曾发生过密切联系。根据文献记载，察哈尔蒙古部自形成以来，历经四代可汗，与科尔沁蒙古部毗邻而居，长达近百年时间。博迪阿拉克汗（1504~1547），“北元”达延汗的嫡孙，图鲁博罗特的长子，“北元”大可汗，成为察哈尔蒙古部的第一代可汗。打来孙库登汗（1547~ 1557），博迪阿剌克汗的长子，“北元”大可汗，察哈尔蒙古部第二代可汗。他在位统治期间，右翼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崛起，向东扩张势力，与察哈尔蒙古部打来孙库登汗发生冲突。打来孙库登汗的实力无法抵御阿勒坦汗，遂被迫东迁，将汗庭迁至辽东和女真人的边界，大汗权威大大下降。察哈尔蒙古部西边靠近明朝边境重镇蓟州，由名将戚继光统兵守备，双方时战时和。察哈尔民歌《蓟州城》，便是该时期产生的宫廷歌曲。1634年，林丹汗走死青海黄草滩，“北元”灭亡。翌年5月，其子额哲降清。《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贝勒多尔衮、岳託、萨哈廉、豪格等奏报，兵至西喇珠尔格，遇察哈尔囊囊太妃及台吉琐诺木等，以一千五百户降，遂抵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所居，其母率额哲迎降。”（参见《清史稿》，第50页）额哲降清后，朝廷对他恩宠有加，敕封为察哈尔亲王，迎娶皇太极之女为妻，称为当朝驸马，地位高于二十四部蒙古王公之上。关于额哲的驻牧之地，《清史稿·太宗本纪》中做了明确记载：“十一月丁未朔，命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奉母居住孙岛习尔哈。”（参见《清史稿》，第51页）
从察哈尔民歌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孙岛习尔哈的踪迹。达·桑宝先生编辑出版的《察哈尔民歌》一书中，收录了一首古代民歌，题目叫做《上海城的九面镜》，内容是表现察哈尔蒙古人被迫迁徙，离开家乡时的悲惨景象。1675年，额哲之侄、第三代察哈尔亲王布尔尼起兵抗清，兵败身亡。清朝褫夺了察哈尔亲王爵位，并强令察哈尔蒙古人举部西迁，安排在长城边外的宣化、大同一带。（?乌兰杰主编：《扎赉特民歌》。第45页，民族出版社，北京，2005年。）
上海城的九面镜（即羽书）
驿站节节传羽书,
羽书飞向四方，
在那隆冬季节里，
被迫离开故乡。
年方二十的妻子呵,
倒还不要紧，
刚满两岁的孩儿呵，
他是多么可怜！
回过头来望故乡,
心中好悲伤，
转过身去细思量，
难逃君主的魔掌。
家有钱财的五百人,
凭着钱财脱身了，
身无分文的穷苦人呵，
忍着痛苦出发了。?
《上海城的九面镜子》这首歌曲，应产生于布尔尼叛乱失败之后。歌名中的所谓“上海城”，应该是“习尔哈”之误。至于九面镜子，可能指的是王府城池所在地。无独有偶，说书艺人扎拉森演唱的布尔尼反清故事中，察哈尔王府叫做“义锦州九门城”。原来，孙岛习尔哈之地位于义州边外，距离锦州不远。所谓“义锦州”，应该是义州和锦州的合音。至于九门城，应该是九面镜的讹传。从音乐地理学方面观之，民歌地图中列入《上海城的九面镜》一歌，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达·桑宝编：《察哈尔民歌集》，第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58年。）
察哈尔蒙古部的东面，则与科尔沁蒙古部相毗邻。两个部落在音乐方面相互交流，共同因素越来越多，音乐风格变得彼此接近起来。反之，自从察哈尔蒙古部东迁之后，与右翼蒙古相脱离，音乐风格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基本上脱离了右翼蒙古音乐风格色彩区。有趣的是，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和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竟然可以找到同一支曲调的不同变体。例如，科尔沁兴安盟短调民歌《春风》，与博尔塔拉自治州蒙古族民歌《乌日娜姑娘我爱你》，其曲调基本相同，属于同宗民歌。原来，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属于察哈尔蒙古部落，清朝乾隆年间，一部分察哈尔蒙古人从内蒙古迁徙到新疆博尔塔拉地区戍边。清初，科尔沁蒙古部和察哈尔蒙古部相毗邻，《春风》的曲调在两个部落中共同流行。时至今日，该曲调已从内蒙古察哈尔蒙古人中消失，但在新疆察哈尔蒙古人中却依旧流行。
春风
春天到来暖风阵阵吹遍草原，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生机昂然。
每当想起我自幼生长的故乡，
心中充满深深地爱意和眷恋。?
乌日娜姑娘我爱你
枣红马哟枣红马，
为啥我会喜欢你？
步伐轻巧跑的快，
让我感到兴奋不已！
乌日娜哟好姑娘，
为啥我会爱上你？
性格温柔又善良，
长得又是那样美丽！
古人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斯言甚是。如果我不是亲自去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采风，便不会得到《乌日娜姑娘我爱你》这首民歌，自然也就不会拿来和科尔沁民歌《春风》进行对比，发现它们是同宗民歌。两首同宗民歌的意义在于，补足了民歌地图上的一页空白：科尔沁民歌和察哈尔民歌之间的内在联系，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的，民歌地图必须用脚步来衡量，而不是用火车、汽车和飞机等先进的交通工具，这是我发现两首同宗民歌的一点切实感受。（?乌兰杰主编：《扎赉特民歌》。第165页，民族出版社，北京，2005年。新疆博尔塔拉采风录音资料，2015年。）
（八）民歌地图第八幅：东部科尔沁民歌色彩区——西部科尔沁民歌色彩区
我们所说的科尔沁音乐风格色彩区，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的色彩，从而形成风格圈中的色彩区。且以科尔沁民歌为例，明显存在着东部和西部两种不同的色彩区。科尔沁民歌东部色彩区包括：科右前旗、科右中旗和科右后旗（已撤销），以及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从体裁方面来看，该地区长调民歌保留较多。尤其是兴安盟北部的扎赉特旗、科右前旗，至今尚有民间歌手演唱古老的科尔沁长调民歌。短调民歌方面，一些古老的宴歌、赞歌、颂歌、踏歌舞曲、军旅歌曲等，尚在该地区继续流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民歌题材方面，该地区的抒情民歌比较发达，叙事民歌则相对较少。当地蒙古人所演唱的叙事民歌，大部分都是从西部科尔沁地区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传入的。
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来看，该地区处于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长期与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和达斡尔民族相毗邻，故当地民歌与呼伦贝尔民歌显示出许多共同点。尤其在调式方面，长调民歌惯用的调式手法之一，便是向下属方面离调、转调。例如《巴颜查干草原》是一首羽调式的科尔沁长调民歌，四句结构。前两句经过短暂离调，后两句向下属方向转调，在原调的商音（主音上方四度）上建立起新的羽调式。有趣的是，这样的调式手法，与呼伦贝尔民歌《辽阔的草原》如出一辙，其风格色彩完全相同。
巴颜查干草原
巴颜查干草原啊，
你是多么辽阔宽广。
河流泉水清清流淌，
四季牧场牛羊肥壮。?
科尔沁民歌西部色彩区包括：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科左前旗（已撤销）。至于库伦旗、奈曼旗、扎鲁特旗等，原先属于昭乌达盟管辖，后来才划归哲里木盟（通辽市），其民歌并不属于科尔沁音乐风格色彩区。从体裁方面来看，该地区长调民歌保留较少，基本上已经失传。只有色拉西演唱和演奏的十几首长调民歌，诸如《乌拉盖河》、《本宾希里》、《朱色烈》、《木色烈》等，得以保留下来。反之，该地区的短调民歌则十分盛行。尤其是叙事民歌，更是大量产生，如《嘎达梅林》、《韩秀英》等，四处传播，闻名遐迩，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体裁形式方面，该地区普遍盛行四胡伴奏，自拉自唱的演唱方式，徒唱性的抒情民歌相对较少。有意思的是，某些从东部科尔沁地区传入的抒情民歌，往往被改造成自拉自唱形式，失去了悠长自由的抒情风格。
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来看，该地区处于科尔沁草原腹地，长期与乌梁海、察哈尔、苏尼特等诸多蒙古部落相毗邻，故当地民歌与锡林郭勒民歌显示出许多共同点。尤其在调式方面，该地区长调民歌惯用的调式手法之一，便是向“属——重属”方向离调、转调。例如，《本宾希里》是一首科尔沁长调民歌，羽调式，四句结构。流行于西部科尔沁地区，为《玛利扬· 旃丹》的另一变体。（?乌兰杰编：《科尔沁长调民歌》，第23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2006年。）第一句是典型的羽调式，第二句经过短暂离调，停留在属长音上。第三句则向“属——重属”方向转调，出现变宫、变徵，转入同主音上的徵调式，第四句则回到原来的羽调式上来。有趣的是，这样的离调手法，与锡林郭勒民歌《四季》的离调方式有些相类似，音乐风格色彩方面显示出某些共同性。《哈尔干图岭》——《玛利扬·旃丹》——《本宾希里》，从三首民歌嬗变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窥知科尔沁蒙古部落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堪称是一个奇迹。
结语
科尔沁民歌浩如烟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意深邃，尚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佟占文博士的《科尔沁蒙古族短调民歌研究》正式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论范本，做出了良好榜样。我的这篇跋，权当是佟占文专著的导读，便于读者阅读这部著作。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佟占文算是开了一个好头，走在了前面。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学者研究科尔沁民歌，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将该项学术领域推向新的阶段。
乌兰杰2016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