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陪衬着石窟像的圆雕画像

面部被损，石窟真容难辨

2009年3月，记者随十堰市民俗学会会长袁正洪在武当山八仙观采风间隙，他兴奋地说，这里隐藏着一个武当山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大的摩崖造像群。在袁正洪的带领下，记者与同行的资深探险家税晓洁一起沿景区旅游公路下行，行约1公里时，走至八仙观村通往老君堂的一个山林石岩间，袁正洪停住脚步说，“就在这儿！”仔细一看，左侧荒山草丛中掩映着一块字迹斑驳的“老君洞”水泥路牌。随即，我们从旅游公路左侧一个极不显眼的土坎处径直向上走去。只见这里杂草丛生、灌木相间，一条清晰的路蜿蜒向上，偶有几级青石漫道，虽残破不堪，但其细节处依稀展现着当年的规模与繁华。

走不多远，便是这条土路尽头。抬头望见山林石岩中，一尊依岩而凿的石窟像闯入眼帘。无疑，这就是老君洞。当地人称为老君岩；也叫太上观、太上岩。

这尊神秘的石窟像端坐窟内，面部被损，居高临下；其头颈左侧稍残，无法分辨其真容。

成书于明朝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由任自垣编撰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记载：“太上岩，即玉清岩、太清岩，又名太上观，去太玄观东二里许。山峰围绕，地势高耸。上接紫霄，下瞰碧涧，和气盎然，草木葱蔚。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高士任道清、王道兴，用工开凿岩龛，斫成太上尊像，岩前创建殿宇。兵火不存。大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皇上御极之处，遵先帝敕免均州千户所差役，又免屯田子粒，尽数存留在山修葺。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五月十五日，太上、三清、十方天尊、四大天将，用工之初，六月初八日，东山忽现五色瑞光……岩东有岩，石刻太上，十方天尊、玄帝……岩西有岩，石刻郁罗萧台，三清、四帝……下有北门、方丈、道房，东西灵石二泉。令道士焚修。”

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中，作者任自垣将太上岩列入“三十六岩”之一。

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时任武当山提调官的方升编纂《大岳志略》上记载：“太上岩，即太上观，去玉虚宫西二十三里……东西有灵石二泉。”

仰望眼前这座高4.05米，宽4.13米，深2.4米的石窟，其内依岩斫刻的这尊神秘石窟像，俨然一个“小龙门石窟”。石窟呈双拱穹，岩洞外上方还依稀题刻着“太上君”三个大字。

经测量，石窟通高2.95米，面部残破的石窟像高2.38米。石窟顶部，有13幅直径为0.38米圆雕画像，环绕陪衬着石窟像。石窟两侧各有两尊线条明快、衣纹流畅的武将岩画。仔细观察，浅浮石刻武将栩栩如生，或持斧或持戟，威武把守洞口。

在老君洞石窟右侧岩壁上，还刻有长约1米的隶书“太清”二字。洞右峭壁上嵌有数通画像碑，系刻有花饰的长方形石板，石板上刻有头戴莲花的神像等，均为浅浮雕造像，腾云驾雾，飘逸洒脱。石窟左侧约20米处摩崖群，竖刻有高2.3米、宽0.45米的“静乐国王太子仙岩”八个字。此外，还有“大宋天圣九年七月(吉)日，老君岩王道兴记”、“钟陵僧人宝□□□□”等刻字(注：□为风化辨认不清的字)。

最为惊叹处，在石窟左侧岩壁的中间刻有“蓬莱九仙”画像，即一龙戏珠，九仙飘飘欲落，乘一条腾飞的四足三爪龙。龙身长1.33米，宽0.5米，龙身上蓬莱九仙造像，石刻线条流畅，落款为“明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摩崖群刻还有“太子初入武当”、“蓬莱真境”、“太子仙岩”、明朝钦差太监访太上岩摩崖留字及古代人物画像等。

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敕建太上岩山门庵等建筑。明朝玉虚宫提点任自垣曾长期在此居住，编修《道藏》和《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武当山文物宗教局副研究员赵本新称，该石窟外岩壁上刻有唐、宋、元、明、清等时代遗存下来的浮雕石刻，是武当山迄今为止少见的摩崖造像群，具有重要的艺术和观赏价值。

2013年7月，正值夏日。记者故地重游寻找“老君洞”路牌，但树木葱绿，路旁全是齐腰深的杂草。繁茂的枝枝叶叶遮挡了蜿蜒的路道，怎么也找寻不到，只好无功而返。

2014年元月下旬，恰逢冬季，记者再次来到这里，草木凋零，沿着蜿蜒路道很快就找到了神秘的石窟像。时光飞逝，唯有石窟不变。

说法不一，身份颇有争议

关乎太上岩这尊面部被损的神秘石窟像，其身份及开凿年代，各种说法不一。有说是北宋，也有说是唐朝，一直颇有争议。

明朝、清朝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朝任自垣的说法，认为这尊石窟像是北宋道教老君造像。

“窟内依岩打凿成老君坐像，庄严肃穆，慈眉善目。”武当山古建筑专家张华鹏曾如此描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指出，老君岩摩崖造像是同期所制作，整龛造像是统一设计，一次完成，其制作年代是北宋天圣九年而非唐朝。

武当山文物宗教局副研究员赵本新则认为，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应为唐朝时期佛教的产物，并非北宋时期的造像。他说，早在唐朝以前，武当山不仅是道教圣地，也是佛教修炼、传播、弘扬教义的重要场所。

“太上老君特征应是长眉、大耳长须，吉祥座。”通过研究，赵本新发现，这尊神秘的石窟像虽然面部被损，但五官却能隐隐窥出轮廓一二，即八字眉，无发、无冠、无须，耳大垂肩，静思状，有明显佛像特征。他认为，应该是佛教禅宗派的形象。

赵本新分析认为，根据造像特征和历史文献以及时代特征来看，这尊佛像应为五祖之一的某一人物形象。石窟的开凿年代至少在唐朝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

那么，这尊石窟像何时被毁的呢？“这可能与唐武宗李炎灭佛有关。佛教由于当时在政治上受挫后，唐武宗勒令僧尼还俗，一时绝迹中原。”赵本新认为，武当山这座佛庵连同造像，当时同样会遭到政治风暴的波及，而武当山的这一批佛教建筑并没有拆除，而是完整地移交给武当道教管理使用。“但石窟像难免不遭此劫。”

他指出，这批佛教建筑未毁另有旁证。北宋著名文学家李方叔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游武当山时，即兴写下了《武当山赋并序》，文中描绘唐朝佛寺相当辉煌壮观。文中提到：“但余梵宫，炫焕翠微，碧瓦鳞布，朱栏翠飞，盖古唐太乙延昌之旧刹，肃代二帝用以奉国师之隆仪。”赵本新由此推断，当时并没有对石窟像彻底砸毁，当然地方政府在“灭佛”之前，是否有意想将其佛像改造成道教神仙呢？还值得继续探讨。

“这尊佛像正身等均未遭到破坏，却只是在这尊佛像五官上的高线条轮廓做了毁面。”赵本新说，虽然头顶一侧局部残，头部“无发”却显而易见；面部凸的部分虽然损去，但五官残隐的线条仍能透出佛的信息。

赵本新考证认为，此地较为偏僻，加之取水困难，道教的修炼者无法赖以生存，只有放弃。一尊面目不全的佛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变迁，也几乎被人们慢慢遗忘了。而北宋年间王道兴的题刻反证了此地确属无人看守。“石壁上的题刻，恰恰证明王道兴是老君岩的一位道人，只是到此一游而已。”赵本新说，几百年后，正是王道兴的题记，使明朝修志人员误断。

经过研究，赵本新发现，元朝刘道明编撰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十六岩”中并没有提到老君岩。“刘道明编志脱稿是在元初，这就是说，至少是自南宋至元初，武当道教就没有老君岩及其所谓的老君像。”

他说，元代中叶的武当道士罗霆震在《武当纪胜集》中收录元诗209篇，全诗集以赞美武当山道教宫、观、岩、洞等胜迹为主，诗中也没有提及此岩。“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说明元朝中期以前，武当道教并没有将此岩祀为老君岩、其像祀为老君像。原因很简单，它属于佛教建筑，道教没有理由收录。”赵本新进一步指出，武当道教的岩洞主要以天然洞穴为栖身修炼之所，而佛教多以人工开凿为主，此窟即为人工开凿。

“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隋唐时期武当山佛教相当活跃，然而僧人在山上的活动轨迹中所留下的实物却远远不如道教，几乎被淹没殆尽。”赵本新认为，这座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弥足珍贵，是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文化内涵和补充，填补了武当山宗教发展史上的空白，对研究武当山佛道史起着举足轻重的参考价值。“它创造了佛教建筑在道教建筑全方位包围中，仍能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奇迹。同时，这也是武当山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

艺术魅力，填补武当空白

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缘何开凿石窟？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教师、建筑学博士祝笋与赵本新的观点几近相同。

祝笋认为，这尊面部被损的神秘石窟像，是刻于晚唐的释迦佛像。“石窟像头部大部分毁坏，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U字形通肩式圆领，内着交领衫，下穿长裙，结跏趺坐作说法印。”祝笋说，通过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一些佛教的东西。“神像头部虽毁坏，但依然可以看到头部残存的螺旋发髻，挺直粗大的鼻梁，特别是双耳垂肩，耳垂肥大。”

他指出，这与唐朝佛像“髻厚、鼻隆、颐丰，挺然丈夫相”非常近似。另外，袈裟褶纹刻法为平行大圆弧线条，断面呈阶梯式；其坐式又为结跏趺坐，这些都为佛像的通行做法。

祝笋举例说，唐宋时期的道教造像衣着、坐式均与此不同，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天尊、老君像，颏下都有山羊式的胡须或满腮长须。

那么，道教太上老君为什么穿着佛教衣服？释迦牟尼怎么又变成了太上老君？祝笋研究发现，唐朝后期，武当山佛教发展十分迅速，敕建了不少佛寺，一直到北宋初年，佛教在武当山势力很大。但到了北宋中期，道教发展起来，特别是宋真宗以后，真武神被奉为宋朝“社稷家神”，佛教因此逐渐衰退。到了北宋天圣九年，任道清、王道兴等道士便将这尊释迦佛像改凿为老君像了。另外，从老君岩现存大量建筑遗址，结合佛教依山为寺、凿岩嵌佛的习惯来看，老君岩极有可能是唐朝太乙寺或延昌寺的旧址。

“老君岩被道教占领后，从南宋开始，又在此刻有不少道教题材的画像。”祝笋认为，老君洞佛教的释迦像被道教化以后，可谓彻底的“老子化胡”了。但佛像表情的质朴、单纯，显示出唯识玄想、微妙深奥、光华灿烂的精神境界，仍然闪烁着佛教特有的艺术魅力。“老君洞石窟像，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既是释迦又是老子的神像。”

佛道合体也好，佛道之争也罢，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埋没千年的奇迹也许很难被唤醒。

太上岩，隐藏武当山中的“蓬莱真境”，演绎的千古传奇仍将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