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

1999年8月，我成为少林寺的方丈。但这种喜悦之情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却是不断的烦恼，这也验证了佛法所说，烦恼即为菩提。世俗人生的一辈子，就是苦，苦是苦，乐也是苦。

当然，能做到以苦为乐也是一种享受。

我每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外面，看得多，见得多，势必想得也多。跟世界很多国家的主流社会都有接触，跟各民族、各宗教团体也有交流。所到之处，看在眼里，想到心里。他们有不如我们的地方，但也有许多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事物的发展，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在别人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做了，别人往往就会不理解。所以，一次我对采访我的媒体人说，不是我太入世，而是我太超前。

中国的山山水水美不美？我们嵩山的地理环境好不好？我看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都不会差。中原独秀的嵩山，有着世界地质博物馆的美誉。尤其是在中国，很难找到春夏秋冬四季如此分明的地方。

二十四节气当然早就有了，在《春秋》书中，已有许多春夏秋冬四季的记载，西汉时问世的《淮南子·天文训》则完整地记录了全部二十四节气。但各地的二十四节气都不一样，都不统一。现在沿用的二十四节气，是谁定的呢？据说是唐朝李隆基。当时他派遣了一批天文专家，到全国采集数据，最后在离少林寺几公里的会善寺，确立了现在沿用的二十四节气。这个会善寺和少林寺关系很密切，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少林寺的下院。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嵩山的环境远看很美，很令人向往，但近看却不行，乱得不忍心看。少林寺门前被一条杂乱的商业街包围着，除了寺庙中的几个标志性建筑，钟、鼓楼、大殿之外，少林寺两边的配殿、厢房等古建筑群，都被周围现代的建筑给淹没了。

当时，在这个狭窄的小山沟里面，竟然有30多家武校，2个行政村，多个政府单位，数不清的商铺，将近2万多人，而少林寺的常住院里面不到100个僧人。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少林寺的生存环境、文化空间几乎都没有了。

我担心的是，如果少林寺在嵩山的空间没有了，那么少林寺在中国、在世界的空间也将会失去。天长日久，谁还愿意到你这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来？少林的文化“牌”还怎么打？人们不禁会问：我们心中期望看到的“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佛教圣地在哪里？

当时我心里想，不是让少林寺搬出去，就是请当地群众搬出去，否则，少林寺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少林寺留在原地更有利于发展。但这样大的一个拆迁工程，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的事，在政府准备不足、实施方案不周全、群众认识不到的前提下启动，真是难上加难。

那时，我来到少林寺近18年了，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父老乡亲也已熟悉。

光绪三年，河南大旱，周围几个县的农民都逃荒到少林寺，少林寺开仓放粮，舍粥充饥。逃荒要饭的灾民，走投无路，就在少林寺周围留了下来，先是成为少林寺的佃户，土改后成为了居民。

在少林寺周围居住的，还有很多是与少林寺有关的僧人。少林寺是子孙寺庙，围墙以内叫常住院，围墙以外是少林寺的各个门头。按照家族的传承，门头僧都在围墙以外居住。土改的时候，不少年轻僧人还俗了，门头所剩的老弱病残都到围墙以内的常住院住，围墙以外的住房，全都分给当地的佃户，其中不少是还俗的僧人。

少林寺的寺庙内外，看似两个世界，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林寺在困难时，有不少僧人是借住在周围群众家里的，这种养育之恩，师父当时就关照，不能轻易忘记。

改革开放以来，少林寺日新月异，来的人多了，老百姓经商了，有钱了，就把瓦房拆掉盖平房，平房拆掉盖楼房，整个少林寺围墙以外，最高的房子有4层之高。他们正向往着依托少林寺，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少林寺如今却要搞拆迁，要把群众搬出去，这路走得通吗？政府会支持吗？但任其发展，少林寺的明天又在哪里？

我和当地百姓的关系非常好，老老少少都对我非常客气，他们在这里住了几辈子，如今，我这个和尚，竟然要搞拆迁，让他们搬走，我将会与他们之间发生什么矛盾，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知道，他们谁都不愿意走，不仅仅是穷家难舍，如今，每年上百万的游客，从山门外往里面带一个就能赚到钱，一点成本不用搭，给游客当导游，说上几句听来的话就能赚钱，随便做点小生意也都有钱赚。搬到县城后，用水要钱，用电要钱，出门打车要钱，房子建得再好，没用，因为你把他的财路给断了，他能不闹吗？

当地群众骂我，都情有可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少林寺的发展就会止步不前；少林寺如果要发展，必然触及他们的眼前利益。任何人面对这样的抉择都会很难。我思前想后，为了中兴少林，为了对这个佛教圣地、禅宗祖庭下一个1500年负责，必须全力推进这项拆迁工程。我知道，越是往后拖，难度越大。

但我也明白，我还必须就拆迁赔偿的问题，尽力维护周边群众的利益。我主动找到政府说：拆迁一事，政府、寺院和当地大多数群众是长期受益，被拆迁的人是短期受损，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赔偿他，甚至超标准地去赔偿，因为他们是一次性得到赔偿，少林寺和当地政府则是长期受益。

同时，我找设计单位，帮我做拆迁的规划，印了很多本设计规划图，凡是相关部门与相关人员我都送上一本，以求上上下下对拆迁达成共识。

在具体的操作上，做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第一步，先把与少林寺不协调的建筑拆迁，把少林寺僧人以外的人迁出去。

当时我找到郑州市的领导，领导理解我的意思，但从整体上看，各方面准备都不足，他们见我积极性那么大，在跟我讲清困难的同时，对第一批动迁，提出了一个方案：郑州市出三分之一，登封市出三分之一，少林寺出三分之一，总预算900万。

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能不积极推动吗？第二天我就把300万打到政府账上了。当时少林寺账上的钱不多，打给政府300万后，只剩下几十万了。

寺庙开会时，我反复强调说，拆迁是头等大事，拆迁成功不成功，关系到少林寺能不能传承下去，寺庙里的任何事，都得为拆迁让道，现在不拆，以后再拆的机会就没有了。我把所有的家底拿出去用来做拆迁补偿的费用，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促成这件事能马上落实嘛。

当时的我外表平静，但内心焦急。也许催促得太紧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没有拆迁方案、没有安置方案的情况下，就开大会说要拆迁。几个工作人员拿着小铁桶，里面装着石灰水，见房就写一个“拆”字。老百姓说你干啥，凭什么拆我房子，这些部门的人就说，是方丈拿钱让我们拆的。

于是，方丈室就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又是吆喝又是骂。连续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围着山门来闹，从少林寺大门口到塔林，都是我的“大字报”，上面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看情形马上就要针对我开“批斗大会”了。

闹得最厉害的还是当地的武校，毕竟他们是相关利益损失最大的人。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少林寺在家弟子，但他们同样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眼前利益受到冲击时，哪怕是我帮过的人，甚至我救过的人，最后都反目为仇了。

那段时间，群众不理解我，地方政府甚至也不理解我，好多人在旁边看笑话，看少林寺被人围攻，看我被人取笑。

我先前对这些事情多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来势这么凶猛。看着一张张突然变得陌生的脸，我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每天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地的游人，照样前来参观少林寺。看着游人们既充满希望又感到失望的神情，我从中又找到了一些动力：少林寺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也是属于子孙后代的；也不仅仅是当地群众的，而是属于全中国、全世界的。

那些天，我手机都不敢开，都是到晚上11点的时候才开，一般电话更不敢接。少林寺虽然深居深山，但一部电影让已经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有点风吹草动，媒体都会知晓。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十几个国家的媒体都过来采访，把事情炒得沸沸扬扬，我一面处理拆迁的事情，一面还要接受媒体的逼问，几乎是两面作难。

少林寺的方丈一不能得罪当地群众，寺庙和群众不和睦就无法生存，二不能影响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你要发展，没有政府的支持，也难以实现，三我自己还得把事情尽量说清楚，为何要拆迁，如何传承好宗教文化，如何解决好拆迁群众的生活，如何落实拆迁的资金来源……话很难说，事情难做，但还得用智慧巧妙地去说、去做。

2000年第一次拆迁，尽管涉及的对象很少，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我并没有就此泄气，方向对的事，为什么要放弃？

这事半途而废显然是不行的。说到底，政府，尤其是“一把手”的领导与支持是成功的根本保证。

2001年6月，郑州市新市委书记上任，少林环境整治与拆迁工作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了解调查后，他明确表态：少林寺周围不拆迁，少林寺就没有前途。随即做出批示，要求各级政府全力配合拆迁，两个月内必须拿下项目。

于是，在郑州市委的支持下，少林寺拆迁工作困难重重，但终于顺利地推进了。2001年拆了一次，先把沿街50米的87户人家都搬走了。2002年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做了一个大规划，报建设部批准后，2003年开始了整体性的拆迁。

当时，政府和少林寺一时都拿不出规划所需要的经费。怎么办？最后决定：由登封市政府出面成立公司，去银行贷款，用门票抵押。后来，在拆迁的过程中，还给登封修了几条路，修了两条街。

少林寺那300万是一个撬杆，是一个启动资金，没这300万，是不可能有后来一系列动作的。如今的少林寺，尽管还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改观了许多，多少有了点“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诗情画意——这才是我心中梦寐以求的少林。

我们少林寺的僧人把少林寺看作是自己的家，信徒们把少林寺看作是自己的家，热爱禅宗文化的人把少林寺看作是自己的家，其实，更多的人是把少林寺看作中国宗教文化中的一块瑰宝。

尽管这次拆迁历时多年，中间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个人也受了不少委屈，但事过之后，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少林寺遇上了中国盛世的年代，国家尊重宗教，使少林寺得以复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做成点事情，没有这个大好背景，没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理解，个人力量真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