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大藏经编藏理路：古今演变 从“宗教”到“学术”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系教授方广锠（图片来源：佛教）

编者按：古代汉文大藏经的编藏注重理性、信仰性等传统功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后来的整理者们不仅整理与保存传统的佛教大藏经，同时还整理与保存传统大藏经不收的其他佛教资料。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广锠对汉文大藏经在本文中对从古到今的编藏理路作了简单梳理，指出古代编藏主要出于宗教目的，并例举日本《大正藏》的编纂，分析编藏从宗教性向学术性的演变，大陆《中华藏》的编纂，则进一步将大文化理念引进编藏的实践中去。

一、汉文大藏经简史

以我国书籍制作方式的演进为线索，汉文大藏经自古到今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代印刷本时期、数码化时期。

就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史而言，从佛教初传开始，就进入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

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

酝酿阶段：从佛教初传 东晋释道安时代。大藏经尚未正式形成，但汇拢经典、整理典籍的工作已经开始。

形成阶段：从东晋晚期 隋朝初年。

各种形态的大藏经开始陆续涌现。

如敦煌遗书中的大藏经，由北魏敦煌镇官经生抄写。《历代三宝记》首创 入藏录 ，由隋费长房抄写。

结构体系化阶段：从隋朝初年 会昌废佛。唐释智升完成的《开元释教录》，在结构体系及佛教经录方面的成就，体现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古代汉文文献学的最高水准。

全国统一化阶段：从晚唐会昌废佛 北宋《开宝藏》的刊刻。由于种种原因，全国的大藏经逐渐统一到《开元释教录 入藏录》为基础的形态上。

写本的一个基本特点－－流变性。因为由写经生等各色人等一本一本书写出来，外观上有很大的个性特征，内容上容易形成异变，由此出现各种异本。敦煌遗书中大量异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写本的流变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充分重视与研究写本佛典的流变性，全面评价它在中国佛教发展中的地位，是佛教文献学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

会昌废佛后：全国藏经以《开元释教录 入藏录》为基础统一，为刻本藏经的流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刻本大藏经。从此，我国大藏经进入刻本时期。北宋基本是写本藏经、刻本藏经同时流通的时期，刻本藏经逐渐取代写本藏经。北宋晚年，《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渐次刊刻，写本藏经逐步退出实用领域。从现有资料看，金银字大藏经的书写，大约一直延续到明清。此后，写本大藏经不再出现。近代以来，写经又成为书法家、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

从北宋《开宝藏》 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毗陵刻经处刊刻书册本藏经为止，我国历朝历代都曾刊印刻本大藏经，总数不清，至少在二十部以上。遗憾的是，历经兵火灾劫，现存于世的完整刻本大藏已经极为稀少；完整的大藏经版片，仅剩《龙藏》一副。

近现代，铅印、影印技术的发明，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近现代印刷本藏经文字清晰，装帧实用，信息量大。以《大正藏》为代表的新编藏经问世不久，便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取代了在佛教史上雄踞千年的刻本藏经。

电子技术的崛起，佛教藏经开始进入数码化时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汉文大藏经也踏入数码化门槛。

目前，藏经数码化正方兴未艾，并进一步向内容更丰富、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且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强其宗教权威性与社会公信力。

二、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

（一）、 内在理路 释义

我认为，编藏目的、入藏标准、编藏方法三者，构成了大藏经编纂的内在理路。

（二）、佛教编藏的基本理路

佛教传入中国，怎样才能让中国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样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当时传教法师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走样 、 能接受 ，从这两个层面，生发出早期汉译佛典的 直译派 与 意译派 之争。汉文大藏经所以形成，正是这一理路在新时期的发展。

大藏经作为法宝的代表，具备福田的功能，信仰性形态。

（三）、古代藏经的两种功能形态

佛教的义理层面：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此层面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

佛教的信仰层面：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著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为主要目标。此层面的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

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也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

比如，《开元大藏》：唐智升编定，义理性大藏。但将它按照白居易《苏州南禅寺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记载的方式纳入转轮藏，它就具备了典型的信仰性功能。《大乘入藏录卷上》：黑水城出土。虽依据《开元释教录 入藏录》的标准收入经典，却按照诸经卷数的多少排列次序。它不讲究结构的合理，只讲究外观的整齐，目的不是供人学习佛教义理，仅是供人顶礼膜拜。

笔者提出 大藏经三要素 作为研究写本大藏经的指标：收经标准、结构体系、外部标志。

（四）、中国佛教外部力量对大藏经编纂的影响

从政教关系、从大藏经的发展来看，唐玄宗时期的确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转型期。在唐玄宗之前，造什么样的藏，怎样造藏，都是佛教教团内部的事务，国家无权干涉。即使所谓 皇家官藏 ，也不过是皇家出资，委托某个寺院修造罢了。皇家与造藏僧团的关系，仅仅是 财施 与 法施 的关系。

皇家造藏是为了祈福积德，至于大藏怎么修造，收入什么经典，他们是不去过问，也不必甚至不便过问的。大藏造完之后，即归修造大藏的主持人所在的寺院所有。这个寺院可能位于宫外，如法经所在之大兴善寺；也可能位于宫内，如智果造藏之 内道场 。虽然是皇家所造的大藏，帝室成员如系俗人，也无权阅读全藏。起码佛教明确规定，禁止在家人阅读戒律。隋文帝曾经很明确地将对经典真伪的判决权交给佛教教团；唐高宗曾经企图干涉藏经的结构，最终归于失败。但到了唐玄宗时代，玄宗开始直接干预某些典籍的入藏，乃至从此开始出现一个惯例，经典入藏，需经御准。

幸好智升之编纂《开元释教录》乃属个人行为，故较少受到皇权的干扰。

（五）、会昌废佛后中国大藏经的基本态势

会昌废佛剥夺了佛教教团的经济基础，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佛教开始酝酿转变成：一、 禅净合一 为旗帜的义理层面的佛教；二、以大型科仪为代表的信仰层面的佛教。

从敦煌遗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佛教在念诵经典的过程中不断仪轨化的轨迹。仪轨与佛教的忏悔思想结合，形成忏仪。

密教的传入，新的崇拜物件的兴起，使得大型科仪得以组织与产生，这种科仪到宋代达到高峰，并影响到明清佛教的形态。

会昌废佛开始，佛教的面貌逐渐发生极大的改变，大藏经的情况如何呢？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佛教内部讲，严格真伪鉴别、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这一基本理路并没有改变。智升时代已经表露的藏经落后于佛教现实的倾向进一步扩大。因此，对大量涌现的科仪，当时的大藏经基本不予理会，任其在藏外自生自灭。这为我们今天收集科仪佛教的资料、研究科仪佛教造成很大的困惑。

第二、从佛教外部讲，由唐玄宗开创并有效实施的皇权的制导力量日益加剧。

第三、从总体格局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宋明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则日益衰微，理论的追索几乎停顿，公认的高僧寥如晨星。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大藏经的发展也显得较为缓慢与停滞。此时的编藏理路，除了个别藏经外，从总体看，大抵出于修积功德。大藏经也进入缓慢发展的时期。后代的子孙过于不肖，未能在大藏经编纂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三、近现代编藏理路的两大转换

（一）、《大正藏》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日本社会的变化，影响到大藏经的编纂，这充分体现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的编纂中。

《大正藏》编纂者在大藏经的编纂中引进了西方的学术规范。举其大者，有如下几端：

1、在分类结构方面，他们彻底摒弃汉文大藏经沿袭一千多年的 重大轻小 的传统，以 阿含部 居首；并将密教单列为一部，作为诸经的殿尾；以此体现佛教历史发展的进程。

2、他们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宁藏》）与作为底本的《高丽藏》对校，又加校明藏（《嘉兴藏》）。此后，又加校原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馆的正仓院古写经与藏于宫内省图书寮的北宋本一切经（《崇宁藏》、《毗卢藏》混合本）。

我国的藏经可以分为以《开宝藏》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为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崇宁藏》等为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丽藏》实际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优点，而《大正藏》又参校了南方系《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的经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说集诸家之精华于一身。此外《大正藏》还从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写经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并在《昭和法宝总目录》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中对每一部典籍的底校本都作了交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不少经典还与梵文本或巴利语本作了对勘，并在校记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语原词。

3、编撰了实用的版本目录与索引、编撰了配套的词语索引

最为常用的《大正藏》版本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

两个实用索引：《大正新修大藏经着译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目录》。

4、增列外教部与疑伪经部

增列外教部与疑伪经部则是《大正藏》的一大创举，也是《大正藏》学术品格的集中体现。

特设的 外教部 ，起码在外观上，让外教部与阿含部、般若部等佛教典籍处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则不能不说是编藏者有意的安排。《大正藏》的编纂者收入这些经典，其注目点已经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在佛教背景中活动的其他宗教。

至于疑伪经，从来被正统的佛教徒认为 今宜秘寝，以救世患 的东西，传统大藏经避之唯恐不及。而《大正藏》也公然将它们收入，并单列一部，与阿含部、般若部等并列。

站在传统佛教徒的立场，《大正藏》编纂者的上述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行为，就是说，在编纂者的心目中，大藏经固然是佛教的宗教圣典，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这就是他们的编藏理路。

（二）、大陆《中华大藏经》

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的大陆《中华大藏经》（以下简称《中华藏》），将大文化理念引入了大藏经编纂的实践。

《中华藏》不是以佛教信众为主体，而是由以任继愈为首的佛教研究者为主体进行编纂。编藏者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中华藏》的编纂，首先被强调的是它的学术含量。所以，《中华藏》正藏部分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校以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精良的校勘，使《中华藏》汇聚了历代大藏经的精粹，这是《中华藏》超越历代藏经，也超越了《大正藏》的地方。

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不仅仅为当代僧俗人等学习佛教理论提供基本的资料，研究佛教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据，也是为后代子孙保存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最基本的史料。做学问的都知道，搞研究，应该尽力把有关资料一网打尽。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应该放眼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全局，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尽量收入。

所以，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就提出，在义理性、信仰性等大藏经的这两种传统的功能外，应该为新编的大藏经赋予一种新的功能，即备查性。要通过大藏经的编纂，全面整理与保存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资料。

不仅整理与保存传统的佛教大藏经，还要整理与保存传统大藏经不收的其他佛教资料。不仅要整理、保存佛教信徒论述佛教的著作，还要整理、保存儒家、道家人士撰写的与佛教有关著作，以及佛教人士撰写的论述儒家、道家的著作。不仅要整理保存古代的资料，还要保存今人一切有价值的新资料。不仅要整理保存中国人翻译撰写的佛教著作，还要整理保存古代外国人用汉文撰写的相关资料。使《中华藏》真正成为佛教资料的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