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一心想朝拜五台山，在五台山蒙菩萨点化，弹指间行走六十余里

老阳按：在佛教之中，很多人都会行脚，一者增长自己阅历，二者，可以四处走走，来拜见名师，来获得更高方面的学习，往往很多高僧，在这个过程之中，就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有一位僧人在研读佛教经典《清凉大疏》时 , 从中获悉佛教圣地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心中不禁生出无限景仰之情，暗暗地发心启愿，要不畏道途艰险，前去顶礼膜拜，以表自己的诚恳心愿。

于是，他离开了一直都居止的寺庙，上路开拔。经过了许多时日，受尽千般学劳，他终于来到五台山附近，先止息在万缘庵，宣讲《报恩经》，虔心修持，弘法传教。一天，他忍不住自己对圣境的渴慕，就离开栖宿之庵，信步向山上走去。刚开始，朗日高照，风止树静，四周充溢着一片静穆与安宁，给人一种置身于佛国净土的感受，神秘而惊奇。这位僧人不禁为眼前的景物所深深陶醉，完全将自己置身于一种神圣的境界之中，只觉得新奇、神秘，忘身物外，浑同天地。什么疲劳，什么饥饿，什么时间空间，全然置诸脑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是，时间却依然在慢慢流逝。就在这位僧人只顾欣赏、只顾感受的时候，适才那一轮朗日早已西沉，天守中白云叆叇，夜风也渐渐地次了起来，刮动著树枝，发出阵阵沙沙的鸣响，此伏彼起，森然怖人。但是，这位高僧仿佛被什么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似的，全然没有发现这一切。他只是一昧地往前走，往前走……

就这样，走了很久很久，他突然发现，前面的山谷中，闪烁出一道强烈的光芒，明亮而强劲，宽广而绚烂，仿佛夏夜的晴空中，那条金波涌动的银河，招引人向他奔去……

于是，这位僧人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飞奔而去，他想寻找到这闪烁的光之源……可是，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来到这光的源地时，再抬头朝前看，却发现这光芒分明又在前面，他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往前赴去，却依然一无所获 —— 那道耀眼的光芒分明还在前方闪烁，招引自己向它追赶过去……

就这样，直到人僧走到了山谷的尽头，没办法再继续向前走了的时候，再抬头看，刚才还闪烁不已的那道光芒却倏忽而逝，半点踪影也找不到了。

光芒没有了，天地之间顿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抬足举步，十分艰难。过了一会，终于从刚才那种沉迷、陶醉状态下省悟过来的高僧，不知身在何处……

在数次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这位僧人就跪下地来，双手合十，十分虔诚地祈祷说：“菩萨！

弟子迷路荒郊野外，无法回去，请求菩萨大发慈悲，指示归途！”他的话音刚刚落声，身体尚未站起，却突然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摄住自己，如同飞跃一般，只听得耳旁风声呼呼作响，不过转瞬之间，人却就回到庵门之外。这位僧人不禁大为惊喜，推门进去，遍告众僧说：“菩萨显灵，送我归来！”又禁不住挥毫赋写了一首偈颂：

菩萨慈悲，不可思议；

六十余里，顷刻而至。

拜服、敬仰之情，流于辞表。

这位颇得奇遇的僧人叫通理禅师。他是清朝都城北京万善寺的住持。

通理禅师字达天，俗时姓赵，是新河(今河北新河县)人氏。父亲赵士公，母亲姓白。

通理禅师生性端穆、慧敏，言行举止方面，经常表现出与众不同。初读诗书、略通文词时，他便见解超迈，不时表现出超然尘寰的志趣。二十岁正式出家。

在岫云寺，通理禅师更加深入地研习律部戒条，津津有味，沉迷其中，不知身外世界。当他有了一定的佛学基础之后，便负笈京师，探访古刹，拜谒名师。最先，他跟随善应法师听讲《弥陀经》，略有省悟；接着，他又在衍法和尚哪里听演《楞严经》，颇有会心。

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不二老人在京师之北的香严寺讲演《法华经》，通理禅师慕名前来听讲。并虔敬地请教疑难。正是凭着这种恭肃的态度和严谨的钻研精神，不多久，他便对博大精深的《法华经》的经义多所证通领悟。参叩之际，不二老人不禁对他的佛法进境大加首肯。

这之后，通理禅师便告别法师，退隐京郊名山妙峰之下的石草精舍，一方面，更加刻苦努力地钻习、研读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决心注释《法华经》和其他各种经籍。当他一边参证、一边注释之际，不觉为经律中的深奥妙义所深深折服，启悟彻通，收获巨大。有时候，他也会碰到一些自己一时参证不通的要义，便寝坐不安，食不知味，接连十多天，也不能下笔写上一两个字。就这样反复再三，殚思竭虑，终于豁然开朗，一切疑难，泮若冰释，迎刃而解。

注释完毕《法华经》之后，通理禅师便离开石草精舍，再次来到岫云寺，参拜师尊，探讨“四分” ( 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 ) 、“五篇” ( 波罗夷、僧残、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罗 ) 戒律的精微。不觉水乳交融，大见提高。

接着，通理禅师又回归京师。参拜永禅有祖。尽得秘要传授。于是。他便又开始探究 , 阐发华严宗区分、辨别佛教各种教义和流派的学说。不遗余力。终有大获，从而成为有清一代贤首宗第一人。

如日中天的通理禅师凭借自己的修持赢得了僧众的尊敬，出任京师万善寺住持。两年之后，他又力辞而去，隐退到遗光老屋。置身于破墙败椽之下，依然精修不止；弘法讲说，从不懈怠。后来，他又来到嘉兴(今浙江嘉兴)善应、香界、拈花时诸山，设坛弘法，多达三十余会；持式十四期，超度众生。造就新学，数不胜数，计不能计。使得当时江浙一带，佛教为之大盛，万众一心，敬羡教宗，也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朝盛举。

到了清乾隆葵酉（公元1753年），通理禅师奉皇帝钦命，开始管理国家的僧录司印事务。

乾隆庚子年(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其时正是秋风送爽的金秋季节，天地间一派丰收景象。当时前来祝寿的僧人很多，甚至连远在西藏的宗教领袖班禅厄尔德尼也不远千里，来到京师，向高宗乾隆皇帝恭贺万寿。

因为通理和尚的职位，很自然，班禅大师在京师的活动就由他负责安排。他们一起诵经念佛，为皇帝祝寿；余暇的时间里，又一起畅论佛法大义奥旨，互相参证发明，诸多地方，英雄所见略同。因此，彼此间结下了友谊，班禅大师离京返藏前夕，为了表达自己对通理禅师的敬重之情，特地赠与他香帛、曼答等物；而通理禅师呢，则十里送别，依依不舍。

乾隆壬寅（公元1782年）六月十三日，通理禅师召集门徒弟子，告诉他们说：“我这八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远离佛法一步。可是，今天我却想问你们一句：佛法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大家一听，无不面面相觑，无以应答。通理禅师微笑着看着他们，寂然仙逝。时年八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