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年谱

　　沈去疾著

　　公元一八八八年 戊子 清光绪十四年 二十八岁

　　公元一八八九年 己丑 清光绪十五年 二十九岁

　　公元一八九0年 庚寅 清光绪十六年 三十岁

　　由红螺山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一)。

　　是年冬,行脚 东三省,白山黑水,一钵长征(二)。

　　(一)《行业记》。

　　(二)《永思集·印光大师小史》、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释印光与释应慈》及《印光大师言行录》:“次岁,返都 。住圆广寺。”

　　公元一八九一年 辛卯 清光绪十七年 三十一岁

　　行脚返京,仍住圆广寺。

　　公元一八九二年 壬辰 清光绪十八年 三十二岁

　　在北京圆广寺。一日与一僧在西直门外闲步。一丐童年十五六,向大师乞钱。大师曰:“念一句佛,与汝一钱。”丐童不念。大师又曰:“念十句,与汝十钱。”丐童仍不肯念。大师将钱袋取出,约有四百多钱,和颜谓之曰:“汝念一句,与汝一钱,尽管念,我此一袋钱,给完为止。”丐童大哭,终不肯念。大师叹其太乏善根,因与一文钱而去(一)。

　　(一)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轶事》。

　　公元一八九三年 癸已 清光绪十九年 三十三岁

　　与化闻和尚晤于京。应化老之邀,南下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安单藏经楼。自此两度掩关,影不出山二十余年(一)。

　　(一)见《行业记》:“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相助乏人。众以师作事精慎进之。化老见师道行超卓,及南归,即请伴行,安单寺之藏经楼。”

　　公元一八九四年 甲午 清光绪二十年 三十四岁

　　公元一八九五年 乙未 清光绪廿一年 三十五岁

　　春,至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数十日,看之(一)。

　　(一)见《三编·复袁德常书》:“光于光绪二十一年春,往育王拜舍利近三月。从去至后,日常随看者即附之看。其色若天台菩提拿红了的色,数十日不改。但其大小上下,随看随变,忽小忽大,其大若绿豆,小则或减三分之一之量。至光绪三十一年,因事往育王,又一睹,其大若黑豆,其色若黑豆上起白霉,紧靠钟底不动。光以黑色又加白霉,意谓或是年必死。然亦无吉无凶。此种皆普通人常见之相。并无感应奇特之事。录而刊之,亦无所益。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见《三编》下册第七三六页)

　　公元一八九六年 丙申 清光绪廿二年 三十六岁

　　公元一八九七年 丁酉 清光绪廿三年 三十七岁

　　夏,应寺众一再坚请,开讲“弥陀便蒙钞”一座。与虚云和尚会晤结识于法雨寺(一)。讲经毕,即于寺之珠宝殿侧闭关(二)。

　　(一)按:据释妙真、周孟由等所编《印光大师书传》虚云和尚之序载:“清光绪二十年,余在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敦请印光大师讲经,得与识面。”印光大师在法雨寺讲经,只光绪廿三年为首次,亦似仅此一次。又;查考岑著《虚云和尚年谱》光绪二十年时,虚云大师仍尚在九峰山翠峰茅蓬。直至光绪二十三年,虚云大师在宁波阿育王寺礼佛燃指,且在其寺拜舍利,延留甚久。其至普陀山法雨寺亦当在是年。《书传》序文所云“光绪二十年”,盖老人记忆之误耳。又,据根慧上人作文(《印光大师纪念文集·我与大师的因缘》)回忆:“大师只讲过一部《弥陀经》一次。”根慧上人乃法雨寺当日方丈侍者,亲历其事,记之可信。以此佐证虚云大师与印光大师初次识面会晤之时间当在光绪廿三年。

　　(二)见《行业记》:“乃为讲‘弥陀便蒙钞’一座。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载,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馀和尚与真达和尚等特创慧莲茅蓬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未机,仍迎归法雨。

　　公元一八九八年 戊戍 清光绪廿四年 三十八岁

　　在普陀山法雨寺关中,作《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一)。

　　高鹤年居士二次访道普陀,于法雨寺吊闻长老。嗣后大师与高氏会晤于化鼎丈室,次早对高氏略略开示净宗信、愿、行修持法。高氏见大师寮房中淡薄衣单,外无长物,叹为清净僧宝(二)。

　　(一)见《增广》卷一。

　　按:大师阐述净土念佛法门乃当世学佛无上法门之论颇多,此乃其尤为至要之篇也,劈首两句即明示:“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令真心学佛者于目的方法有所明析条理,清楚省悟矣。又次论及前辈祖师,以莲池参笑岩为誓,“大悟之后,置彼而取此,以净业若成,禅宗自得。”“喻己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盖以因时制宜,法须逗机,若不如是,则众生不能得度矣!”当世弘化方法唯以净土念佛为上,其根本道理依据全在此中晓喻明白矣。今敬录全文于左: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增广》第一卷第一页,txt文本链接)

　　(二)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按:此为大师与高氏初次会晤识面。之后过从甚契,遂结为莲友道侣。至民国元年乃有高氏携去大师佛教四论以“常惭”名刊之丛林报之事,时己交往十载馀矣。

　　高鹤年(一八七二——一九六二)江苏兴化人。近代佛教居士,佛教学者,旅行家。行脚天涯,国内名山大川,无不涉足其间,时人比为徐霞客第二。遍访高僧大德,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等处领受捧喝,于终南山修定茅蓬。初好禅学,嗣与印光大师相契,遂宗净土。一八九八年与印光大师初晤于普陀法雨。一九一二年于普陀携大师文稿数篇至沪,刊于《佛学丛报》。一九一四年,返终南山茅蓬过冬。翌年,于终南营建僧尼普同塔、念佛堂各二,并茅蓬数处。一九一七年秋,京津洪水为灾,应沪地狄楚青、王一亭居士请,离终南,从事救灾事宜。后冒雪赶至上海,与狄楚青等组织佛教慈悲义赈会。一九一八年,与印光大师同往扬州刻经。道经沪地,与沪上诸大德若狄楚青、王一亭等相聚,畅论因果。到扬州后,住万寿寺,其间曾返故里兴化扫墓。一九一九年,至湖南赈灾;嗣后至云南鸡足山巡礼。一九二0年,由沪至普陀,与印光大师长谈。印光法师至苏垣报国寺闭关后,高氏常因赈务由苏至沪,必往报国寺赡礼。大师辄赠莲宗书,并诫以“信因果,勤念佛”此二者广劝大众。高氏一九六二年逝世。著作有《名山游访记》及《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公元一八九九年 己亥 清光绪廿五年 三十九岁

　　公元一九00年 庚子 清光绪廿六年 四十岁

　　公元一九0一年 辛丑 清光绪廿七年 四十一岁

　　春,大师于普陀法雨寺致函金山寺高鹤年居士,询问高氏禅学进境如何,嘱往一谈。高随至普陀会晤。大师其时己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开示净宗诸家法要。留谈经五昼夜,示以方便多门,归原无二(一)。

　　(一)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公元一九0二年 壬寅 清光绪廿八年 四十二岁

　　公元一九0三年 癸卯 清光绪廿九年 四十三岁

　　春,接高鹤年来函,告知欲再朝五台,往终南结茅。大师复函,约高氏往普陀一谈。言谈留意秦中佛法,嘱高氏提倡实行,不可虚度光阴。并言及南方饭吃不惯,欲返陕西云云。高氏默记于心。

　　公元一九0四年 甲辰 清光绪三十年 四十四岁

　　进京,协助谛闲法师请藏。事毕。仍返法雨寺藏经楼(一)。至北京琉璃广各书店中阅看,购得《拣魔辨异录》两部。一赠谛闲法师,一自留(二)。

　　(一)见《行业记》:“因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又请入都,助理一切,事毕南旋。”

　　(二)见《三编》卷一《复如岑法师》:“光绪三十年,谛公请藏经,令光随去料理。经已印完,尚须几日方行,因至琉璃广各书店看看。一店中有二部(《拣魔辨异录》),通请来。以一部送谛公,一部自存。”

　　谛闲(一八五八--一九三二),近代高僧,佛教学者。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浙江黄岩人。父母早亡,幼年随舅父佐理药业,稍长即通医道。因悟医生但能治病、不能治命之理,遂萌离俗出世之想。二十岁到临海白云山依成道和尚出家。二十四岁受具足戒于天台山国清寺。初学禅观,颇有领悟。受上海龙华寺方丈迹端法师器重,授记付法为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一九一0年,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主席。一九一三年驻锡上海留云寺;冬,住持宁波观宗寺,立志兴复台宗祖庭,募集巨资,修建大殿、藏经阁等,装金佛像,严订规约,观宗寺遂为东南一大名刹。一九一九年,成立观宗学社,自任主讲,招收青年学僧。一九二八年,扩大规模,改名为“弘法研究社”,并发行“弘法月刊”,弘扬天台教义。一九二九年,应请至哈尔宾极乐寺传戒。晚年应上海玉佛寺之请,开请《楞严经》,讲毕返宁波观宗寺,电召弟子宝静回寺嗣法。一九三二年圆寂,入塔于浙江慈溪五磊山。平生讲经说法四十余年,弟子著名者有宝静、倓虚、常惺、妙真等,在家皈依弟子十万余人。著作主要有《圆觉经讲义》、《圆觉经亲闻记》、《金刚经新疏》等,一九五一年倓虚等辑为《谛闲大师遗集》行世。

　　《拣魔辨异录》,清世宗雍正下旨编辑之书。针对法藏及其徒弘忍、具德之种种悖道悖伦语言八十余段,一一闻之,凡四卷,二百多页。至雍正十三年始脱稿。上谕令收入大藏内流通。未几世宗死,乾隆即位,未能亲身料理及此,令誊清刻板。当时法藏外护甚众,僧俗不敢谈及,故未收入藏。止将雍正之上谕列之于书首以为序。印光大师对此书颇为重视。其于琉璃厂购得后自存一部,于翌年托杨仁山居士转寄日本弘书院,请附入藏经。其后复于民国三年介绍狄楚青居士石印一千部;于后亲躬息心按文义校订,刻板于扬州藏经院,印三百部送人。大师对此书评价至高,谓:“凡读书人阅之,都增长莫大学识,而于参禅之人更为有益。”(见《复如岑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