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于慧愷从学真谛的史事进行了考察，指出慧愷前后两次从学真谛，但真正参与译经并发挥核心作用始于第二次。真谛弘法非时、屡受挫折有多种原因，其不谙政治、所投非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不仅决定了真谛本人及其僧团的命运，也使早期唯识学注定了偏居一隅、不绝如缕的悲惨遭遇。

　　关键词：慧愷，真谛，唯识学，玄奘，命运。

　　慧愷（518-568）是真谛（499-569）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他译经的得力助手，二人是真谛僧团和早期唯识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命运也决定了早期唯识学派的命运。学界对于慧愷与真谛的关系及其在真谛门下的地位早有定论，然而对于他何时从学真谛尚有疑意，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据《续高僧传》卷一慧愷传：

　　智愷，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愷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谛云：“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1]

　　如此慧愷是与法泰等前后到达岭南，在那里奉事真谛的。据《法泰传：

　　释法泰，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并义声高邈，宗匠当时。有天竺沙门真谛，挟道孤游，远化东鄙。会虏冠勍殄，侨寓流离一十余年，全无陈译。将旋旧国，途出岭南，为广州刺史欧阳頠固留，因欲传授，周访义侣，拟阅新文。泰遂与宗、愷等，不惮艰辛，远寻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2]

　　这里说得比较清楚，法泰与僧宗、慧愷等一起到达岭南，从学真谛于广州。又据《真谛传》：

　　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疎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愷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3]

　　这里的叙述有点颠倒。真谛由于在华弘法不顺，又至晚景，故意欲归国。于天嘉三年（562）九月从梁安（今福建省南安市）泛舟西行，结果被风吹还广州，于其年十二月中登岸，时刺史欧阳頠延住制旨寺，请译新经。法泰、慧愷、僧宗、法准、僧忍等就是此时闻风来到广州。

　　然据慧愷《摄大乘论序》：

　　愷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服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复欲飡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懃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4]

　　这表明慧愷于天嘉三年末或四年正月来到广州，是与真谛再次相见，以往曾经受业于真谛。然而慧愷何时初次见到真谛的呢？真谛于太清二年（548）首次来到建康，而慧愷为都下阿育王寺僧[5]，二人相见，最早应在此年。据慧愷自述，二人初次相值时间不长，“服膺未久，便致睽违”。真谛太清二年（548）至京，不久侯景乱梁，他便东至富春。大宝三年（552）他被侯景请入台城，承圣三年（554）二月他再次离开京城，来到九江、豫章。

　　据《真谛传》：

　　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翻经教，不羡秦时；更出新文，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寇羯凭陵，法为时崩，不果宣述。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至大宝三年，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6]

　　这是真谛来华后到再次见到慧愷前的一段经历，其间两度居于京城。初以太清二年（548）八月至，然不久侯景叛乱，其年末攻建康，围台城。真谛遭此变乱，便步入东土，逃至浙江富春。虽然真谛何时离开京城不明，但从其来京到侯景入寇时间很短，慧愷这段时间从学的可能性很小。大宝三年（552），真谛为侯景所请，重归京城，然其年三月侯景败亡，其受请当在年初。从大宝三年（552）初到承圣三年（554）二月，真谛在京两年，其时侯景已平，京城粗安，是以他在正观寺与愿禅师等名德二十余人翻译了《金光明经》，慧愷从其受学当在此时。

　　令人惊奇的是，真谛偏偏在京城安定时选择了离开，由此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之旅，这应当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对于他再次离京的原因，史传皆未明述，然而他被侯景“请还，在台供养”，肯定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外来僧人，真谛虽然学识渊博，但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大宝三年（552）初侯景已是穷途末路，此时真谛却受其迎请，是十二分的不明智，当然以侯景之凶暴，不能直接拒绝，但稍事迁延亦无不可。梁元帝心胸狭隘，虽兄弟子侄不能见容，对于此事肯定心中不快，然初时天下未安，战事频发，顾不上管这类小事，等到武陵授首，长沙乱平，他就开始算帐了。承圣二年（553）末，王僧辩回到建康，三年二月，王僧辩加官晋爵，为太尉、车骑大将军，就在此时，真谛被迫离开了京城，来到九江，不久又来到豫章。

　　真谛这次离开，事实上是被放逐，因此匆匆出行，慧愷很可能未及跟随。真谛在豫章时，结识白马警韶（508-583）。据《警韶传》：

　　从危难后，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将通道务。时逢豫州黄司空等，素情所仰，请为戒师。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解该大小，行摄自他，一遇欣然，与共谈论。谛叹曰：“吾游国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世谚“泻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7]

　　可见警韶也是在建康平定之后离开的，其理由是“从危难后，世改情浮”，可能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豫章，他受到占据新淦的黄法的敬仰，受请为菩萨戒师，还在这里遇到了真谛，得到真谛的称赞和指授，时以提婆、颜回誉之。他还协助真谛翻译了《金光明经》、《唯识论》、《大般涅槃经论》、《中论》、《长解脱》、《十四音》等。

　　然而真谛在豫章时间也不长，后迁居新吴，他既然可能得罪了元帝，此地也在其势力范围。就在这时，真谛似乎遇到了一个新的机遇。其时元帝已经一统江南，但岭南一带原属曲阳江侯萧勃的势力范围，因元帝势大，萧勃不能自安，请求入朝，元帝乃以王琳代其为广州刺史，萧勃于是退居始兴以避之。萧勃内心里对元帝肯定不满，又手握重兵，成为当时岭南唯一不受元帝直接辖制的力量。因此真谛于承圣三年（554）九月来到始兴，开始了与萧勃的一段因缘。

　　据伪智愷《大乘起信论序》：

　　值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愷、昙振、慧旻，与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徒。遂翻译斯论一卷，以明论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讫。[8]

　　此序为伪托慧愷之作，自不待论，然陈寅恪以为其中一段为真实史料[9]，因为承圣三年（554）九月萧勃、真谛确实在始兴，完全有可能一起译经。不过，慧愷当时不可能在始兴，其为笔受亦是妄传。

　　慧愷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初次从学真谛，时间很短。真谛离京西行豫章，情势危急，慧愷应当未能从行。在此伪序出现以前的史料中，未有一言提到真谛流浪江西时与慧愷有涉，在《摄大乘论》、《俱舍论》二论翻译之前亦未有一部译著与慧愷有关。真谛自言“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这表明真谛感叹早期的翻译因为缺少慧愷这样得力的助手而颇多欠缺，足以证明慧愷此前未曾参与真谛译事。

　　由于有了萧勃这样强势的人为外护，真谛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安定的日子。承圣三年末，江陵覆没，元帝被杀，萧勃复据广州，势力再振。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陈霸先杀王僧辩，谋夺梁室社稷，萧勃不得已，便于太平二年（557）二月起兵，派部下欧阳頠等度岭至南康，真谛亦随行，然而欧阳頠为周文育所擒，送归建康，萧勃三月便败亡。真谛顿时又陷入无处安身的困境，永定二年（558）七月回到豫章，又到临川，再到晋安，再次被迫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真谛再到豫章时，警韶尚在，以他这样曾经追随叛臣的身份，不受追究就已经不错了，自然无人敢于收留，幸好警韶曾受时任高州刺史、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功臣黄法的崇尚，并为陈武帝所重，自然可以对之照应。然陈文帝“敕请还都，戒范承仰”，其时大概在天嘉元年（560），警韶自然无法再照顾真谛了。于是真谛又流落到临川，再到福建晋安（福州），后至梁安。天嘉三年（562）九月，真谛从梁安出发，欲往故国，结果被大风吹到广州，由此开始与慧愷的再度合作，这也是他晚年成就最大的一段时光。

　　与萧勃的知遇，决定了真谛一生的命运。如果说他可能由于受侯景之招而不能见容于梁，而与萧勃的因缘又决定了他终生不能受崇于陈。然而后来萧勃旧部欧阳頠因与陈霸先有旧，复主南海，真谛飘还广州，又受到欧阳頠父子的支持。天嘉四年九月欧阳頠卒，其子欧阳纥继为广州刺史，继续充当真谛的外护。可谓成也萧勃，败也萧勃。万幸的是，真谛于太建元年（569）正月去世，因为是年九月欧阳纥由于受到朝廷的猜忌，被迫举兵造反，二年春便被平定，欧阳纥被诛，真谛算是避免了最后一次受到牵连。

　　由于在政治上缺乏头脑，使得真谛始终过着艰难的生活。在广州的最后近十年，虽然得到了慧愷等人的帮助，在译经说法上成就很大，但生计依然难以保证。表面看来，真谛得到了欧阳纥的大力支持，生活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事实上却不然，据《真谛传》：

　　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疎，忍噤通宵，门人侧席。愷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諠，有时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愷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愷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跪而启曰：“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群生无感，可遂埋耶？”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10]

　　真谛晚年还是过着几乎是啼饥号寒的生活，冬天连衣服都不足，这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成他的“节俭知足”，虽然真谛对于艰苦的生活能够忍耐，而对于“弘法非时，有阻来意”，却是无法释怀，至陈光大二年（568）六月，他因“厌世浮杂，情蔽形骸”，于南海北山“将捐身命”，虽然这体现了他“早生胜壤”的理想，而在俗世看来，这确实是企图自杀。

　　这一事件对于真谛的门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充分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企图设法解决问题,据《真谛传》：

　　时宗、愷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11]

　　这段文字被广泛引用，成为唯识理论不能流行于中国的经典解释。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解释，一是不让真谛回建业的主要责任人是谁，二是唯识理论是否真的在政治上有害。僧传显然是将阻挠真谛回归的主要责任人归之于佛教内部的“扬辇硕望”，以为他们“恐夺时荣”，害怕真谛一来，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这些京城名僧当然是指当时最为兴盛的三论宗和成实宗的大德，其实当时据说曾经和他共同译《十七地论》的宝琼（504-584）任京邑大僧正，其弟子警韶也是京城名僧，将责任推到京城名德身上不一定符合事实。换句话说，即便名德反对，如果皇帝执意邀请，他们又岂能力阻！最为关键的是“帝然之”，朝廷对真谛一直心怀疑虑，根本没打算让他入京。

　　第二个方面，所谓“言乖治术，有蔽国风”，其实是针对有陈一国。真谛同萧勃曾经合作，这是陈朝最为不能容忍的，其后又受萧勃的旧部欧阳頠父子的供养，难免会引起朝廷的疑虑。另外真谛所传的唯识学说与陈朝所崇尚的空宗大相径庭，这也是致命的因素。据《法泰传》：

　　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翫《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故泰虽屡演，道俗无受，使夫法座绝嗣，閴尔无闻。[12]

　　法泰于太建三年（571）回到建业，并携带了真谛新翻的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虽然他极力宣扬新说，但却无人信受，以致“法座绝嗣”，默默无闻。帝王对宗教的干预不可低估，梁武帝崇尚《大论》和《成实》，于是学人望风归靡。陈武帝虽然在佛学的造诣上与梁武帝无法相提并论，却有“好异前朝”、显示自己的习气，于是推崇《大品般若经》和三论，这是三论宗在陈朝极为兴盛的重要原因。真谛一派在政治上受到猜忌（“言乖治术”），在学风上与朝廷所崇空有异趣（“有蔽国风”），其在陈朝不能流行就非常自然了。

　　由于陈朝朝廷打定了让真谛学说流于荒服的主意，因此“南海新文，有藏陈世”，基本上终陈一朝，真谛译典在南方默默无闻，无人信受。这表明朝廷事实暗地里采取了对真谛一派封杀的措施，即便是真谛卒后，其后学和思想依然受到影响。

　　非但法泰未能成功，其他门人亦然。真谛卒后，僧宗、法准带着经论来到庐山，道尼也到九江，他们根本未回建业。真谛菩萨戒弟子曹毘晚年回到江都，在白塔寺等处开演诸论，听讲学士如禅定僧荣、日严法侃等都是名僧，然斯时已经到了隋朝。智敫在广州“相续敷弘，最多联类”可以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同听谛席，未有高者”，但也只能限于岭南一隅。

　　任继愈等指出，瑜伽行“学派的性质，要求从事研究者必须有钱有闲有文化，三者缺一不可……争取一个政治稳定而又富有财产的权势者的支持，是它得以传播的最重要的条件”[13]。

　　由于唯识学派的特殊性，其生存发展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更高，需要一个稳定的场所，丰厚的供养，还得有水平极高的老师和智商极高的一批人才，这些条件是真谛一系所无法完全满足的。首先，由于遭逢乱世，真谛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场所让他安心译经。其次，虽然也有有实力的外护的支持，但这种支持都是一时的，也未必都是真心供养，因此其生计经常陷入困境。虽然佛教徒不追求奢华的生活，但唯识学因其繁杂细密的理论体系研究起来极为吃力，自古号称难治，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时间，因此必须有足够的供养，而这一点真谛一系始终不能具足。再次，真谛的水平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时艰世乱，飘泊不定，在他的早期无法在身边聚积一批得力的人才，使得其翻译和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直到晚期最后数年身边才有了慧愷、僧忍、法泰、僧宗、法准等一批人才。

　　将真谛学派与玄奘学派相对比，就可以明了为何二者在成果上差别如此巨大了。由于直接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大力支持，玄奘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翻译工作，根本不必为生计费神，身边又有倾一国之力而集中起来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人力、物力、财力样样具足，难怪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了。而真谛一系除了他自身水平极高之外，其他样样不如玄奘，在政治方面甚至经常受到打压，怎么可能出成果呢！

　　北山神清曾对真谛、玄奘僧团及前后唯识学的遭逢进行过比较，据《北山录》卷四：

　　南土四朝克尚玄理（宋齐梁陈），资于龙树提婆为不拔之论。真谛虽译《对法》、《唯识》等部（真谛三藏陈朝至），会王室多虞，天步孔艰（孔甚艰难也，后主变乱也），承业学徒，所究未弘。有法遇钻研讲记，殆乎过半。惜哉短命，不极其志。将死之日，勒焚遗草，闻者为之涕零。自后其徒没没焉（遇法师所讨唯识未尽其旨，而至唐慈恩著《唯识疏》十卷），洎真谛南回，综习无闻。故色心之学终少闻于尽善，章疏之家必先意于空理（自真谛去后，少传法相，多弘空性也）。

　　国初玄奘（贞观年）译《唯识》授门下基（窥某姓尉迟，字洪道，鄂公敬德之犹子也，造百本疏，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并大乘论）。译《俱舍》授门下光（未详），兼之婆沙也（并小乘论）。可谓法相光华，名数渊弘，精搜真俗，通乎大道。彼空宗之学悄若乎不纾其志也（奘三藏，自贞观年往西国，学经论法相。至贞观回，大弘法相。空性之徒睹之，若风恬而波偃）。[14]

　　这段评述并不十分严谨准确，但也道出了空有两宗在中国此消彼长的一段历史。

　　生计的艰难，弘法的受阻，不仅使得真谛自己情绪低落，健康受损，还使他最为得力的助手慧愷不幸早亡，这对真谛可说是致命的打击，次年他便郁郁而终，也使得整个僧团“法侣凋散”。在两个核心人物相继去世后，早期唯识学派的命运事实上已经终结了。然而唯识法门并未彻底消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真谛四传弟子（第一法泰，第二靖嵩，第三道基）的玄奘远走印度，回国传法，终于使唯识学派大盛于天下，不仅实现了真谛的预言（西北大国，当盛弘之），更是完成了他的心愿，其于净域亦应为之欣然。

　　[1] 大正藏50册，431页中。

　　[2] 《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50册，431页上。

　　[3] 《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50册，430页上。

　　[4] 大正藏31册，112页下。

　　[5] 慧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大正藏24册，672页下。

　　[6] 大正藏50册，429页下至430页上。

　　[7] 《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50册，480页上。

　　[8] 大正藏32册，575页上中。

　　[9] 《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馆丛编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 大正藏50册，430页下。

　　[11] 大正藏50册，430页中。

　　[12] 大正藏50册，431页上。

　　[13] 《中国佛教史》第三卷，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4] 大正藏52册，599页下、600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