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弘法居士——郑颂英

　　天晟传统文化研究所  陈士东

　　郑颂英老居士平生以刊印经典，普及教义为己任，四方学人，为法问道，或有难求助者，陆续不绝，他不顾年老体弱，有问必复，身居陋室，然心系众生。笔者因撰文之故，去函请教于他，总能得到耐心回答，他老人家博学深证实在令我钦佩，因近人多不知他往昔弘法事迹，故欲撰文以记之，然他谦虚谨慎，赞他人贤善而不愿扬己之德，曾来函令我止笔。我因深知他老人家功德，遂违师意而成此文，盖因此善知识不可不令人知晓也！

　　郑老系浙江宁波人，一九一六年六月生，后定居上海，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示寂，享年八十四岁。他接触佛教是很早的，青年时期变笃信不疑，这不能不说是因缘使然。十五岁时，他因酷爱读书，而于一个暑假期间见到报上弘化社赠阅名著的消息，就函索而阅之，当时索阅的是李圆净居士的《佛法导论》和聂云台居士的《人生指津》，因被这两部名著中质朴的语言和深奥的哲理所折服，从此而启信皈依佛教，于印光大师处闻法，后即在天台宗大德兴慈法师座下受了三皈五戒。郑老对天台教法深有领会，与兴慈法师因缘亦甚深，许多年来，一直潜护天台宗之发展。在得悉宁波的观宗寺及上海的法藏寺归还音讯后，郑老在高兴之余亦怀有几分忧虑，他在《台宗三祖·源远流长》中深切地说：“我们竭诚建议和要求：这两个天台宗的名刹，一定要建立成为讲习天台教观，培育合格僧才的专宗道场，重振台宗，法泽表流，而决不能成为经忏门庭啊！”他说这些是有深刻因由的，早年法藏寺有一次曾兴起师徒争执风波，师父兴慈主张法藏寺应是天台宗的讲经弘法修持道场，而徒弟慧开监院有大势力，他热心于办成经忏，门庭，因此召开一次诸大护法的会议讨论商决，郑老那时才而立之年，就已能代表十大护法中聂云台、李觐丹二老出席会议，会上诸大护法坚持兴慈法师立场，慧开从此退出法藏寺。由此可见，一座寺院能否弘扬正法化导群机，就在于主持者的一念之间，寺院是弘法之机关而非商业娱乐之地，郑老所忧虑的不正是我们今日寺院易犯之病吗！他青年便能处理大事，不仅体现了他非凡的才干，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聂老与李老对他的信任器重，李觐丹老居士与他交往甚密，共同兴办过很多佛教事业，这会在下面祥述之。关于聂老，则是他衷心崇敬的良师，他在十五岁到三十余岁时，常到聂老处请教，聂老送他梁漱溟编的《村治》月刊，说梁是虔诚的佛教徒，怀着救国救民之心搞政治的。聂老不仅有很大的社会地位，智慧功德也是很高的，印光大师传人德森法师常盛赞聂云台、李觐丹、窦存我三人智慧德行，郑老于聂云台大居士处获益良多。李圆净居士长郑老十余龄，家颇富有，常施净资弘法，郑老除了请教他一些佛法上的问题外，亦常与他一同兴办佛教事业，是故他们谊在师友之间。李圆净对郑老亦信任有加，敢托大任于他，如一九五○年在李圆净舍报之前，到法院办了公证手续，愿将他在上海闸北宝兴路的一块房地产及在莫干山的别墅，托交郑老和方子藩两友，以此资金编印一部《梵英汉佛学大辞典》，这件事使郑老始终感铭难忘。三十年代，慈溪县西方讲寺方丈定常与白云庵常德师太和“桕墅方”答护法方家三婆等，在汶溪小洞岙建放生园，后改建为净圆禅寺，该寺后山有“面壁居”，面壁居性海法师善讲经说法，书写碑版字。郑老当时也住面壁居，与性海师共究佛学，后来郑老还为圣寿寺造新大钟书写经文。在郑老亲近的善知识中，有一位令他感怀至深的人，这人就是方家三婆(王太夫人)。郑老曾说：“在他所接近亲教的三为前辈善知识中，心行广大之菩萨行者，当推聂云台、乐慧斌与方家三婆三位，信为护法居士的楷模”。方家三婆即是方子藩的母亲，她是郑老童年时亲教的善知识，其曾皈依谛闲法师，法名圣照，又皈依印光法师，法名德裕，手书《华严》、《法华》等经，布施供养不遗余力，确是菩萨行者。方母曾在白云庵内建有方氏念佛堂，清修并弘法，郑老于弱冠前承慈溪洪塘留车桥白云庵常德师邀，曾到白云庵弘法小住，蒙方母慈摄犹子，法缘更深。后来，方母在其晚年某日，对郑老说，还有大丰化学原料公司的一些股票没有用去，就托您代作弘法利生功德吧，说着就将股票交给他。郑老与方家因缘十分深厚，不仅亲教于方母座下，还与其子方子藩一同弘法，是亲密的法友。一九四一年，方子勤、方子藩昆仲为其母六秩寿征诗时，郑老曾有一律贺诗，其中有“有子皆成名下士，无人不拜女中师”之句。写到这里我不禁要提醒大家，为什么他能得到聂云台、李觐丹、李圆净、方家三婆诸大居士如此的信任呢？这与他办事认真、诚实，重佛法轻世欲有莫大关系。另外，郑老先后请益的高僧大德还有许多，亲近交往的大居士也不少，如名居士陆渊雷是他知交，陆老详告他许多珍贵的史料和事实；黄念祖居士亦常与他通讯联系，郑老曾大力赞助黄念祖《谷响集》出版之事，黄老于此书序言中称他悲誓宏深为法忘身，一九八八年赴美传密法后还不忘给郑老来函。五十年代时，上海市佛教青年会领导班子中曾组成十余人参访名山古刹，郑老借机参访了灵岩山了然、妙真大和尚；还曾旅行嘉兴参访范古农善知识，瞻仰随学他淡泊宁静、一商弘法的高行；另到穹窿山参访高鹤年居士，高老半生行脚遍访名山高僧，名著《名山游访记》畅传教内外，有徐霞客第二之称。总之，郑老参访善知识之多是本文无法一一列举的，此处只能略举一些以令后学知晓他老人家之盛德。

　　关于他在日常方面的情况，由于我了解不多也非本文所限，故不多谈，在他文中曾提到青年时期曾在上海泰康食品厂任职，在其《八十述怀》诗中有“经商立业运途通”句，想来是不错的。由于他志信佛法，连生活中一些事也均渗透进了佛法，二十六岁时在上海功德林蔬食处举行素席宴宾的佛化婚礼，男女两家把功德林全包下来，佛教界亲友中如林涤庵、方子藩、陈海量、黄智隆、张觉明等多以题贈诗文贺词惠祝，林涤庵以亲笔七言长篇见贺，有“郑郎郑郎如其人，说法能现居士身”；陈海量居士贺诗中有“功德林中共命鸟，逢人夸说菜根香”；张觉明女士更勉以“先送心归极乐天”。陈海量给其编为《佛化婚礼纪念集》，惜此题咏在文革中与郑老佛堂经书文物被抄一空。据说当日还有弘法活动，及贈送《护生画集》等，在当时《觉有情》半月刊中曾有报道，以后继有许多家佛友举行佛化婚礼者，郑老弘法能以身作则，于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之。另外，在他举行佛化婚礼时，还以千元大洋救济难民，又以巨资捐助关綗之创办、赵朴初主持的上海净业孤儿牧养院，被聘任该院院董。郑老与赵朴老相交甚好，郑老青年时期便追随赵朴老从事佛教慈善事业，为弘法等事宜，赵朴老近六十年内写给郑老亲笔函件达一百二十余封，九九年北京赵朴初办公室已托上海佛协将赵朴老这些函件全部复印。朴老去世后，郑老写了一篇《缅怀敬爱的赵朴老》刊在《浙江佛教》第三期上以纪念之。除了早期协助聂云台、李圆净等大居士兴办佛教事业外，郑老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曾与罗永正、方子藩等几个佛门道友，在方子藩家中组织创办了“鹿苑佛学会”，做小型弘法研修活动。大型的弘法活动，亦有许多，如印光大师于一九四○年农历十一月示寂后，苏州灵岩山寺德森法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印光法师永久纪念会”，并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创办会刊《弘化月刊》，德森法师常驻纪念堂，主持会务及主编月刊，郑老于其中被任常务理事兼流通组长。德森法师邀郑老、乐慧斌、窦存我及钟慧成每月一次到印光大师皈依弟子李觐丹家中审定下一期稿件，亦讨论会务及纵论天下佛教大事，往往商讨一整天，加上李觐丹居士，他们五人虽不具名义，实际上已是该刊的编委了。该刊后来成为建国后影响较大的佛教刊物之一，据闻苏州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又复刊《弘化》杂志，射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相信对推动佛教事业发展定会起到较大作用。抗战胜利后，郑老同一些道友又创办上海佛教青年会，大规模弘法利生，这个佛青组织，是郑老成就道业之处，在这里他受到了顺缘和逆缘两方面的加持。上海佛教青年会，是抗战胜利时即一九四六年由方子藩、郑老、罗永正等一同发起成立的，会址设在觉园内，为上海青年佛教徒的组织，创办这个组织的目的主要是向青年中弘扬佛法，为佛教接班人培养力量，他们还办有《觉讯》月刊，弘法很有成绩，如上述曾组织人游访古刹遍参大德居士，开阔了成员的眼界。佛青会方子藩任理事长，郑老任副理事长兼弘法部主任，他们二人互相帮助，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八年十年间，所有上海佛教事业和活动，以及发起举办法会等，乃至世法的工商事业，他们都是参加在一起紧密结合的。佛青当时聚集了一大批法门龙象，如精于科学的尤智表居士与罗永正(罗虚无)等人，还有弘一大师皈依弟子陈海量(陈与郑老甚为知交，弘一大师赐郑老的墨宝都是其代求的)。其中尤智表与郑老和陈海量居士亦十分友善，一九四九年忽有人诬告他受国民党二十万美元，被捕入狱，那时他苏州家庭无以为生，陈海量居士发起由郑老等几个佛友支援他家庭生活。二年后平反，赵朴初在功德林宴请祝贺，郑老亦参加作陪。一九四八年，赵朴初迎请清定上师抵上海觉园建金刚道场，郑老和方子藩等都参加了金刚道场护法会，后来更在密宗耆宿清定上师座下受了瑜伽菩萨戒。自此后直至九九年上师示寂，郑老时常亲近上师，为清定上师传法做了许多有益的辅助工作，如协助编辑《清定上师开示录》(附有清定上师简介、能海上师简介及康萨仁波卿行迹初搞)，其中，《康萨仁波卿行迹初搞》即是郑老提供。他又与徐恒志、倪维泉二居士根据《瑜伽师地论》和《虚空藏菩萨经》，编辑了《瑜伽虚空藏菩萨戒本及诵仪》，经清定上师审定作序，于九四年出版。九九年七月，又为《清定上师影尘会议录》题序，内中还记述了他在能海座前听法之事。郑老虽心仪净土，但能平衡发展诸宗，如在《略论禅净密之异同》一文中指出：“教内的各宗各派应当互相尊重赞叹，决不能执一废余，自赞毁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写有大量阐述净土宗教义文章外，他还与一些人倡议出版了一些密乘书籍，如《密宗法义精要》、《宗喀巴大师应化因缘集》、《入中论善显密义疏》、《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为密乘弟子准备了入门条件。实郑老对密法是深知的，他不但与密宗大居士陆渊雷、黄念祖知交，还曾受过清定上师及法海喇嘛密法传授，只不过对其采取谨慎态度罢了。他指出，修密易发神通，但当发通之后，若未体解一切法空，易生卖弄心，甚至斗法、毁弃戒律，是故推崇易行稳妥的净土法门来接引众生。郑老在佛青期间，也参加外界其他佛事活动，如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继佛青后又成立了“心光讲学会”，每晨六至九时假座大中国心声电台以播音方式弘法，每日播出内容有佛化唱片、法师讲经、早时课诵、报告消息、通俗演讲等，参加演出的有高僧及一些大居士，僧众有南亭、理权等，居士有郑老、陆渊雷、陈海量、方子藩、钟慧成等。一九四九年，佛青由原林森中路(现名淮海中路)271弄6号迁入武胜路153号新址，郑老等集资在佛青会址的两侧开办大雄书局，由陈海量负责，任书局经理，编印了大量通俗读物。然而，不幸的是，佛青在经历五六年盛弘期后，被左的路线无情地摧毁了，郑老也遭受到了逆缘的洗礼。当时(一九五五年八月)，郑老恭请四川海灯法师来佛青传授“秽迹金刚法”，后来收到中国佛教协会通知，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上海代表共有十余席，佛青占了四席：方子藩理事长、郑老(副理事长兼弘法部主任、《觉讯月刊》发行人)、李行孝(副理事长兼少年部主任)、陈海量(理事及大雄书局经理)，定于八月十三日到京报到。传法讲经法会还未圆满，一天，在讲经后郑老向海灯法师请假，因开会不能听全了，法师说：“我知道”。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可挂的铜牌像章说：“这是秽迹金刚像，我念过五十万秽迹金刚咒，现在加持您，这次去北京要挂在身上，不可离开！”原来法师早预知佛青之灾难，已作好加持郑老的准备。郑老当时未能完全领会其意，再加上北京当时气候非常热，像放在挈匣内没挂在身上。到北京后，才知这次会议是专为批判佛青安排的，会情较长，他们于九月五日回到上海真如，车未到终站前，他与李、陈二人即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到看守所。当时家中也被抄，佛青中召开检举大会，宣布他三人是反革命，号召揭举三人罪行。会后，佛青即关闭，全国唯一的一所佛教青年会就这样解散了。当时，静安寺开会批斗并逮捕了清定上师，金刚道场也告停顿。一九五八年秋反右时，他们四人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庭受判决，清定上师无期徒刑，陈海量二十年，李行孝十五年，郑老四十年，即于八月下旬同赴青海劳改。在“股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囚役中，他们处之泰然，郑老等于其间有不少感应事，知系共业别业所致，陈海量在此间吟有大量诗词，《怀郑颂英居士》六首感怀尤深。郑老当时留在农场职工医院，做些西板报、发药等轻微劳动，实际上没有吃多少苦，且院长等待他很好。一九六二年秋，他写申诉书到上海市高级法院，并呈赵朴老。在此时，得一人为他观相，谓明年可回上海。果然，以九六三年三月三日，上海市高级法院来文：“提前释放，回原处”。他于三月三十日到家，在青海只呆四年半，后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得以彻底平反。十四年减至四年，这是佛法加持的感应，郑老后来说如果把海灯法师给他的像章带在身上，可能会更好。

　　自郑老沉冤平反后，就开始计划复兴佛教事业，一直努力弘法。郑老夫人杨丽鑫自豪地说：“郑老这个人就是死心眼，一心扑在佛事上，其它什么也不管了，他在青海蒙冤回来，那时我心有余悸，叫他以后不要再搞了，可是他什么也不听，反而搞得更欢了”。一九八二年，当郑老等在十年浩劫经书尽毁后，发起广印时，陈海量有赠诗鼓励：“铁肩荷担佛家业，海内更无第二人，独转妙法甘尽瘁，从今大地有回春”。八十年代，他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还曾任上海佛教协会出版流通组组长，印行了《法华》、《华严》、《楞严》等大乘经典，同时在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郑老为红佛法尽心竭力，经常关心伽蓝兴废。如潮音寺僧释如得分别于一九七零年在积石山县，一九八五年于塔尔寺，一九八九年在普陀山，二十年间三遇圣僧均嘱建潮音寺。郑老闻之，至嘱西北临洮杨宗义，经一年多致密调查取证，核实此殊胜因缘后，遂撰《胜缘奇迹话潮音》向国内外发文报道，同时在美国《万佛城》、《广东佛教》、《浙江佛教》及海内外佛刊撰文广为布缘，后来一直关心指导潮音寺兴建，引起巨大反响赞叹并纷纷捐资，使该寺初成规模。一九九三年春，石城释耀云已在安远发展七十多佛弟子，大家极想建居士林，由于缺乏经验，只好写信请教郑老，郑老不仅介绍了上海居士林办临经验，还一直关心安远三百山佛教居士林发展，感人事迹很多，赵培洪居士已在《郑颂英老居士与安远佛教界的因缘》一文中有详述。另外，郑老还广撰妙文，为名寺募资，如登消息助江西靖安宝峰禅寺筹财建寺，还关心芜湖佛教，寄赠佛教图书十批，助建图书馆，并推荐翟丹玲带进在职潜修的青年十余人，增加了居士林的人力、物力。郑老还常常协助佛教信众解决困难，随时以八十多岁高龄，亲自往返邮局寄出赠人，如为《般若花》(徐恒志著)提诗，为《醒世觉迷宝鉴》题序，为《妙音信箱》及海口湖中寺主办的《菩提》题写刊名；现代佛学研究者陈兵先生请益郑老，获益匪浅；福建长舌法师，创办《居士通讯录》，得到他大力支持；在郑老劝化下，谭希贤到普陀山普济寺妙善法师处皈依，从此以佛教文章供养众生，如此感人事迹，不可胜数。近年来，郑老一直撰文扶正祛邪，除了以《课余随笔》之名刊载之一系列文章，及为各寺募资之文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扶正(即主要澄清净土宗一些理念)，一类是祛邪(即主要是批驳邪教及教内邪魔)。扶正的文章多是有关净土宗的方面，因郑老心仪净土，修证使深处亦在此，当年果一法师派唐江居士面陈郑老，礼请他参与“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可知他对净土修养之高。此类文章如《论往生》，现代人往往乱用这个词，郑老为保佛法纯正，而高呼“净业行人临终正念，具诸瑞相，方能确定其已得往生，才可以据其生前行持，临终祥瑞，作往生记实的报道。没有这些事实，而报道往生，把”往生“二字作为佛教界人士死的代用词，是不负责任的，也非常不妥的”。另外还有讨论念佛方面一心不乱、吃素等有关问题。近来有些教内人大呼佛法科学化，郑老婆心切切，从龙昻居士《佛教科学化刻不容缓》一文开始，生怕着种提法会引起混乱，故几次撰文正之，写了一篇《佛教科学化刻不容缓的商榷》登在《台州佛教》上，并寄给四川昌臻法师，因他是龙昻的皈依师，请他转给龙昻，龙昻在回信中表示提法不妥。后来因有人旧话重提，又写了《佛教科学化趋势的商榷》登在《妙音信箱》上。关于破邪显正方面，郑老对批判某邪功的文章很多，也很早很有力。自九六年以来他多次向国务院宗教局揭露某邪功的反动教材，九七年还写信给吴立民，要求批判某邪功，还寄去了作了批注的某邪功书籍，吴老转给《法音》编辑部。九八年二月一日，总第四十四期《奉化佛教通讯》刊载了齐运铎的《某邪功.种地.念佛》一文，替辩护。郑老看后，甚为气愤，立即写了《某邪功是大毒草——不能容许邪正不分的胡说》刊在总第四十六期上，另还在四十九期上又登了一篇《不能容许附佛外道招摇撞骗》，加深批判某邪功实质。如今，国家有关部门已取缔某邪功组织，定该功为邪教，这里面应该记上郑上老一份功劳。如《台州佛教》编辑室写的《爱国爱教、正知正见——把揭批某邪功的斗争进行到底》中所说：“对于附佛外道，佛教界不能轻视不理，大家应该如郑颂英老居士一样，积极地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揭露附佛外道的罪恶行径”。除魔务尽，郑老后来在一些杂志上又对其它魔头进行批判，如《摧邪显正除三害》(《台州佛教》总127期)除了批判某邪功外，还揭露了两个教内邪魔，一个是江西九江铁佛寺蓄发的妙乐(自称观音化身，僧尼混居一寺，令各地都造妙乐寺)，另一个是某净土邪说(看似净土法门，可全悖佛法，谓只要听到弥陀圣号，不用念佛就能往生)。从郑老为我寄来的资料上得知，他以前还批评过所谓的“x x x 上师”及伪密宗上师卢胜彦等人，有郑老在，佛教就多了一双火眼金睛，任何魔头都不能在他面前溜掉。九九年，《东北佛教》创刊，他被聘为顾问。同年，海口《华藏》杂志创刊，郑老亦位列学术顾问。二OOO年，因年老体弱，郑老准备引退，但为法问道或求帮助者仍络绎不绝，郑老又岂能全部放下，真是为弘法耗尽心力，最终发病而示寂。但他心怀净土，临终归向净土也是必然的事，有关瑞相已有他文报道，大家应深信不疑。我甚希望后学者多读一下他老人家的文章，树立正见，努力弘法。郑老文章异彩纷呈，如《清心寡欲保寿康》一文，用佛法观念来介绍青年养生；如追念先德之文，读后令人闻慧大增，正念充盈。可喜的是，在海盐云有岫庵文物管理所鲍翔麟所长和郑州《禅露》主编李锐锋收集、编篡、共同安排下，将郑老历来文稿已整理出版，由徐恒志题序，名《净意室文存》，序中说：“它不仅是叙事忆旧、咀嚼人生的佛教文化，也是一份珍贵的佛教史料”。最后，恭录郑老八十述怀作为本文圆满。

　　年华八十去匆匆，梦幻烟云只抚躬。志学嗜书皈佛早，经商立业运途通。

　　竞因奇案游青海，也沐恩光返沪东。阅尽沧桑明业感，菩提圣道誓绍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