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俗姓淳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生于广陵郡江阳县，即今扬州地区江都县。

鉴真14岁时在武 曌崇佛时期为大州大云寺沙弥。705年从道岸受菩萨戒。707年(景龙元年)追随道岸游学两京。708年在长安从恒景受具足戒，在两位大师的培养下，成为律宗的后起之秀。他除了钻研律宗，兼通天台，在佛学上很有造诣。回扬州后，曾担任大明寺主持。

在唐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中， 日本共派过19次遣唐使，最多一次竟达五六百人，他们不仅潜心学习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而且也接触了传播到长安这个国际大都市中来的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些对日本古代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日本政府也为了加强对佛教寺院的剃度僧尼的管理、准备建立施戒制度。荣睿、普照入唐后，积极访求中国高僧去完成这项使命，经过他们严格挑选，选中了扬州大明寺住持鉴真大师。

唐天宝元年，经荣睿、普照的恳切礼请，鉴真决定东渡到日本传法。翌年春与荣睿、普照等准备就绪，但因同行弟子中有人被诬告勾结海盗，未能成行；当年冬第二次出发到长江口，遇狂飚，船被毁，东行又失败；随后鉴真又在浙江东部准备第三次渡海，因当地僧人控告荣睿引诱鉴真赴日，荣睿被捕，后虽得保释，但又未能成行；第四次从福州启程，因弟子灵 佑愿鉴真冒风涛之险，要求官府截留，结果鉴真一行被中途拦回送到扬州。天宝七年(748)又开始第五次东行，这次从扬州出发，到狼山附近水域，忽遇飓风，船不能自主，在海上飘流一段时间，历尽艰辛，最后才到今海南省的振州鳌山湾(今崖城海湾)脱险着陆，四位好心的汉族商人探知实情后，即引导他们改航至振州门户——宁远河口大蛋港上岸，经商人报告州衙后，振州别驾冯崇债亲自带领四百甲丁出城郭相迎，精心安置、盛情款待。随从鉴真东渡的弟子87人、水手18人，既是佛门精英，又是具有建筑、雕刻、绘画等高超技艺的能工巧匠。鉴真在振州逗留了一年多，砥砺了再次东渡日本的意志。天宝八年深冬，鉴真一行惜别振州。别驾冯崇债亲自率领八百甲兵护送，经万州(万宁)、崖州(琼山)至澄迈，取道雷州半岛返扬。经“三天三夜，便达雷州、罗州、辨(辩)州，象州、白州、佣州、藤州、梧州、桂州，官人、僧、道、文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其事无量不可言记”。到了始安郡，都督上党公冯古璞等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引入开元寺。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擎幡，烧香、唱梵，云集寺中，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冲，礼拜之赞叹，日夜不绝。冯都督来，自手行食，供养众僧，请鉴真授菩萨戒。其所属都督74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随都督受菩萨戒人，其数无量，鉴真在此留住一年。

佛教在唐代极为盛行。桂林较大的寺院就有十几处，鉴真和尚是我国唐代佛教名人。著名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其《天平之甍》第四部中充满感情地描写道：鉴真一行跳上了暌别已久的大陆的土地，从雷州经罗州等地，再由梧州溯桂江到始安郡治桂林。他们原定不在桂林多住

，他们刚到，始安郡都督上党公冯古璞，听说鉴真法师到来了，连忙步行出城迎接，跪地膜拜，把他接到开元寺。鉴真和尚在桂林一年，将桂林佛教文化推向鼎盛，估计当时他也到西庆林寺、东庆林寺朝拜。当时桂林开元寺，“寺为五进”，鉴真在开元寺一年，主持佛事，使本地佛教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据佛教史籍记载：“唐朝诸人，胡国、昆仑、新罗等人，皆以鉴真为受戒和尚。”不少官员显贵和平民都来向鉴真大师受戒，香火极一时之盛。鉴真在桂林时，除讲法施戒外，还施医施药，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鉴真和尚逗留在桂林的时间很短，但对桂林佛教事业的重大影响和意义深远，后来鉴真和尚拟溯江而上，抵灵渠，进湘江，返江南，因镇守广州的卢焕派人来接，所以便离桂林顺漓江东下到广州去了。最后第六次东渡日本，终告成功，他的宿愿终于实现。桂林是鉴真东渡的中转站，他在桂林对佛教的重大影响是无庸置疑的。鉴真当年住过的开元寺已毁，今天开元寺重建，为桂林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新的辉煌。（信息来源：摘自《世界宗教文化》）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