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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佛舍利的阿育王塔在中国

发布时间:2020-06-04 09:01:47作者:念佛网

安放佛舍利的阿育王塔在中国

  阿育王塔是安放佛舍利塔的代名词。佛教入中国以后,这一名词就被佛教界广泛运用,特别是随着舍利崇拜的兴起,阿育王塔成为与舍利相伴的建筑,以后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阿育王塔逐渐被各种不同名称的塔所替代,但是至今还有以阿育王为名的塔保留到今天。本文作者道坚法师,现任重庆市佛协副会长、重庆佛学院副院长、重庆华岩寺方丈。作者认为自唐以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渐渐完成,佛塔的形式也越来越具中国化,特别是出家人实行塔葬,故塔名的命名也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是装有佛舍利的塔,在佛教界看来,仍然还是阿育王塔。

  《佛祖统纪》卷第三十四述曰:“摩腾谓汉明帝曰, 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处。大士告刘萨诃,洛阳(圣冡)、建邺(长干),鄮阴(玉几)、临淄、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今十九处不可备知,而考之五处。独鄮阴之塔,显示世间可获瞻礼。信乎海濒群生末代值佛之幸也。”《佛祖统纪》是宋代的著作,里面说的“摩腾谓汉明帝”,属于佛教初传我国最早的事情,时间在公元左右。该书明确提到最早的中国阿育王塔有十九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佛塔。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五处。

  古人云:“惟佛塔之设,当必得亲佛所遗爪发齿骨一种,或积精力所成,如珠玑者。释氏皆所?舎利者也,然后函以金石竁地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以表识之,是曰佛塔耳。诸所立者靡不然。”(《河南穆公集》)。北魏魏收撰写《魏书》,时间约在4世纪,晚于汉代400余年,比《佛祖统纪》早600年。《魏书o释老志》云:“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释迦虽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魏书》是北朝的史书,与《魏书》同时代的南朝史书《梁书》则有云:“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之后的道宣法师撰写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亦云“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南北两朝的史书同时记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

  《魏书》与《梁书》两书共同提到有阿育王塔的地方有洛阳、临淄(即齐城)两处,洛阳的阿育王塔在白马寺旁边,《广弘明集》卷第十五云:“洛州故都西白马寺东一里育王塔”。临淄原名营丘,是周代齐国故都,汉代齐王首府,因东临淄河,被齐献公更名为临淄,即现在山东缁博市附近。“齐城”是当时的王都。《高僧传》卷第九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石虎)依言掘取,果得盘像。”

  两书记载不同的是彭城、姑臧(《魏书》)与丹阳、会稽(《梁书》)两处。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属于九州之一。彭城是古代的一个佛教中心,曾经出过很多的佛教大师,向宣扬佛性说的竺道生,主张上升净土的刘遣民等人,都是彭城人氏。南朝义学发达,许多三论宗和成实宗的大师亦在彭城讲授传经。《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引:“案晋沙门竺慧远云。东方两塔。一在于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长干,又是其一,则有三矣。”慧远所说的“一在于此”之塔,就是鄮县阿育王塔,而彭城的阿育王塔在当时当与鄮塔齐名,同为东方两大宝塔之一。

  姑臧在今甘肃武威市,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重镇。该地自古就是汉族文化的重要据点﹐同时又是佛学东传的要地。昙无谶在此曾译出《大般涅槃经》等十几部经典。姑臧后来亦称凉州,《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说:“依检诸传,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为县,属州。《汉书》河西四郡,则张掖、姑臧、酒泉、炖煌也。然塔未详。……在甘州东一百二十里,县城东,弱水北,大道侧土堆者,俗传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废极久,斯即疑为姑臧塔也。”“甘州”即是张掖,现在这里还有隋代木塔。道宣所说的“斯即疑为姑臧塔也”,不知就是此隋塔焉?

  丹阳在江苏,即今镇江地区。南朝齐梁两代皇帝的故里。秦朝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所置秣陵、江乘、丹阳三县县治都在今南京地区,阿育王塔座落在长干寺内。《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云:“东晋金陵长干塔者,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昔西晋末统江南,是称吴国,于长干旧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构也。”《历代三宝纪》卷第三曰:“(西)简文帝昱(元帝第六子。称咸安元(年)。交州合浦郡人董宗之常以采珠为业,尝于海底见光照曜,往取乃得佛光,即表上台。帝勅安阿育王像背,冥然即合。四十余年乃方具足,帝即于长干寺阿育王塔上,起三层木浮图。”《古今图书集成o释教部汇考》引古书云:“按《续文献通考》,大同三年八月,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发舍利。幸寺设无碍会,大赦。帝自受具,寝处略同沙门。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巳>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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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在浙江,即今天的绍兴。但是这里指的是宁波的鄮县。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鄮县的阿育王塔,传说是与慧达和尚有关系。据《高僧传》卷十三记载:“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进适会稽,礼拜鄮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跖。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后郡守孟顗,复加开拓。达东西觐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励,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由上可知,鄮阴阿育王塔在慧达到达之前已经有之,慧达只是对此塔予以重修,使得此塔得以光大。《梁书》卷五十四《诸夷o扶南国传》则增加了一些细节,如载慧达未死醒来后:“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 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鄮县的阿育王塔就座落在现在的宁波市郊区阿育王寺内,里面供奉的阿育王舍利,至今还在,非常有名。

  《魏书》与《佛祖统纪》两书记载又同又不同,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洛阳作为中国佛教之源,其在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地位自然是无法撼动的,因此这里的阿育王塔被所有的人给予认可,是在情理之中。临淄的阿育王塔被最早记载于书内,应是得益于佛图澄这位高僧的名气。佛图澄擅长用术数,能预知未来,受到北朝统治者崇敬,在当时影响很大。佛图澄在施用术数发挥影响时,也把佛教的慈悲思想传递到人间。北朝石虎是杀人恶魔,但在佛图澄劝说下,石虎收敛了杀人行为,使“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卷十三)石虎维修临漳旧塔,缺少承露盘。佛图澄告诉石虎:“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同上)石虎“依言掘取,果得盘像。”(同上)这件事情由于是佛图澄所为,故有可能广为流传,被载入史册。

  但是两书不同记载的原因也值得加以讨论。《魏书》是北朝的史书,它记载的彭城当时属于南北两朝地区兵家经常争夺之地,有“南国重镇,北门锁钥”之称,“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南朝刘宋元嘉七年(430),宋军以彭城为基地挥师北上,征伐北魏。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率师攻宋,宋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总统诸军,后魏军攻彭城,宋军据城坚守,魏军几攻不克。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彭城遂成为北魏进攻南朝的基地。故《魏书》将彭城阿育王塔列入四大塔之一。姑臧本是北方领土,《魏书》以其为四大阿育王塔之一,也是顺理成章。《梁书》南朝的史书,丹阳、会稽均在南方,故《梁书》将此二地的佛塔列为四大阿育王塔,这是南朝人士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北两地的史学家们,在不同的时空与地理条件,以及不同的统治者背景下,其所撰写的著作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隋代文帝向天下广颁阿育王舍利,故当时接受了舍利寺院里面大部分舍利塔都被称为阿育王塔。自唐以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渐渐完成,佛塔的形式也越来越具中国化,特别是出家人实行塔葬,故塔名的命名也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是装有佛舍利的塔,在佛教界看来,仍然还是阿育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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