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最有名。」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段文节《乐府杂录》说：「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里曾说：「唐文宗采文溆讲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可见俗讲是用说唱体的俗讲话本，叫做「变文」；其自己编写的说唱文字以演绎经中义理的，叫做「讲经文」。至于将经中故事绘成图画的，叫做「变相」。讲唱变文或讲经文，也叫作「转」。「转变」时也可展开「变相」，使听者易于了解，更受感动。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其后逐渐发展，俗讲中也采纳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更后则此等俗讲不限于俗讲法师，而民间艺人也可以唱变文了。《全唐诗》载唐未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这就说明当时已有妇女用变相、变文合起来清唱王昭君故事的事实了。

　　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七言为主而间杂以三言，也有少数间杂五言或六言的。说词是散文白话，也有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来描述人情、形容物态的。如《降魔变》、《维摩经变》等，文采极为圆熟纯炼，流利生动。往往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夸张成为千数百字，其体制的宏伟，描述的活泼，词藻的绚丽，想像的丰富，诚可为俗文学中的杰作。其中不少的作品包含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目莲变文》显出伟大的母子之爱，而描写地狱的恐怖，正是以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这些作品在当时达到了鼓舞人民同黑暗现实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讲唱变文或讲经文，既是说唱体制，唱时似乎有音乐伴唱。变文唱词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而言。变文也有只是散文体，有说无唱的，这大概不须音乐为伴了。

　　自宋真宗时（998一1020）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其后这些变文的作品便逐渐失传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人写经，变文才发现出来。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在宋代讲唱变文既被禁止，同时禅宗又特别兴盛，由于群众对于这一文字的爱好，于是僧人讲唱便以另一形态出现于瓦子的讲说场中。这时有所谓「谈经」的，有所谓「说诨」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吴自敏《梦梁录》卷二十说：「谈经老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事，又有说诨经者。」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记：「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所谓「谈经」等，当然是讲唱变文的发展。可惜宋代这些作品今巳失传，难以详考了。

　　再后便由谈经、诨经发展成为「宝卷」。也可以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现在通行的宝卷中以《香山宝卷》为最古，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普明禅师作。但是宋时谈经是否即以宝卷为话本，还难以确定。此外有《销释真空宝卷》是讲说《金刚经》的；《目莲救母出地狱升天宝卷》，显然是《目莲变文》的发展。这两种现存有元明人抄本，可见作品是很早的。然而宝卷文学却远不如唐时变文文学的恢宏绚烂。特别是明末会道门利用宝卷作为宣传工具，于是宝卷的内容就更加低落。降至清代，一般宝卷都是宣传封建迷信，内容既极为庸俗，文字也无足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