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的新方向
发布时间：2023-05-09 10:13:53作者：念佛网【核心提示】自20世纪上半叶汤用彤等老一代学者开创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以来，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直是我国佛教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纵观这一研究，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角大体可分为“上层建筑”研究视角、“中国化”研究视角和“知识考古”（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 自20世纪上半叶汤用彤等老一代学者开创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以来，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直是我国佛教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纵观这一研究，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角大体可分为“上层建筑”研究视角、“中国化”研究视角和“知识考古”（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 “上层建筑”研究视角 这一研究视角，将佛教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力图通过社会经济基础对其加以说明。在这一视角下，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十分关注社会历史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尤其关注政治史对佛教思想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佛教的反作用，力图从社会历史原因出发来探讨佛教思想变迁。 “上层建筑”研究视角，以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为代表，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首部佛教史论著，收录了《南朝晋宋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与汤用彤合著）、《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等论文，反映出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此后，“上层建筑”的分析视角成为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哲学史等研究的指导方法论，推动了中国佛教史的起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这一视角成为宗教学界推动思想大解放和理论大发展的有力武器，并成为今天宗教学界学术研究的主导方法论原则。 “中国化”研究视角 “中国化”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视角。按照方立天的界定，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在输入过程中，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文献中精练、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使之与固有的中华文化相融合，渗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佛教中国化并不只限于佛教信仰思想的中国化，也应包括佛教礼仪制度、修持方式，以及信徒宗教生活的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中的中国化视角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从印度、中亚传入的佛教，如何逐步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其思想和教义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以及在这种变革中中国人作出了哪些贡献，等等。由此，翻译的取舍、格义、般若与玄学的关系、三教关系、学派与中国特色佛教宗派的形成等，成为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的重要选题。 在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佛教中国化问题也较早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例如，20世纪中叶荷兰学者许里荷的《佛教征服中国》、美籍华裔学者陈观胜的《中国改变佛教》均体现了这方面的思考。国内一些学者出于梳理“什么是正统佛教”等目的，也很早就表现出对佛教中国化问题的关心，如吕澂强调，中国佛学来源于印度，而又不同于印度，规定了特殊的研究方法。因此，在理解中国佛教思想时，首先要注意到其同印度佛教思想的关系，看到印度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特别强调要以印度佛教思想的发展为尺度，来衡量中国佛学发展的各阶段，并借以判断两者之间的异同以及中国佛学的实质。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 “知识考古”研究视角 陈寅恪在《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传统思想史、佛教史的一些经典学术研究的反思，尤其在西方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重视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材料与问题，清理传统佛教史中的一些成说（层层叠加的伪史），由此形成了“知识考古”的研究视角。 既有的研究往往比较关心统治精英和佛教思想精英，即佛教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佛教与哲学思想史的关系；更擅长于关注重大佛教历史事件，或有起承转合意义的佛教思潮以及具有独特贡献的重要佛教人物。不同于此，“知识考古”视角则更偏爱差异、断裂性等碎片化问题以及底层百姓信仰问题的研究，并且在理论上倡导在解构中建构，对于受“进化论”影响的思想史研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从“知识考古”视角对佛教的研究，起初主要集中于禅宗领域，特别是对灯录谱系的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对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对《高僧传》中高僧历史形象的解构与建构。又如，随着疑伪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埋葬坑（如河北临漳县的邺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大量碑刻、应验记等材料的普遍使用，以及各种邑社等佛教团体、各种师说学派、修行团体研究的展开，传统的佛教思想史叙事框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知识考古”研究视角的倡导者就是要应对这一冲击并重建起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宏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