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家讲一个外来和尚的故事，他后来成为了深刻影响汉语言的大翻译家，他的名字叫鸠摩罗什。现在中国佛教徒所念的汉语佛经中，有相当多的经文是由鸠摩罗什翻译定稿的，比如说佛教徒一定会念《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花经》等。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就跟佛经的影响有关系。

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佛经几十年，中国翻译的佛经数量版本都很多，但就质量和流行程度来讲，到今天为止还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数量多，质量最好，流行最广。后秦皇帝姚兴信仰佛教很深，他既迎了鸠摩罗什东来译经，也派了法显等中国和尚西去印度取经。法显从陆上去印度，去斯里兰卡，那时叫狮子国从海路回中国，比唐朝的取经和尚唐玄奘早了两百多年。

做翻译经常求助于辞典，好像不同的语言之间，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对应的表达。如果语言真是如此，一种语言跟另外一种语言只是发音不同，而意思完全一样，完全可以对译的话，这样的翻译其实就没有太大价值，因为这其中没有不同文化思维各自的特征。

鸠摩罗什刚开始翻译佛经的时候，当然没有双语辞典，自然也觉得很难下手。中国哲学诸子百家，后来还从中演化出宗教化的道家，但他们的一套语汇都无从表达佛经里面所要传播的概念。比如《心经》里面很著名的两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空”与“色”，虽然不能准确表达，但起码可以意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抽象的意味。但我们可以想想没有翻译佛经前，那时当然已经有“色”这个字，也有“空”这个字，但当时它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当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他借用了两个已经有的字，但是给这两个字创造出了全新的意义。在此之前，“空”是很具象的，坛子里没有米，水缸里没有水，很具体。“色”是什么呢？“目遇之而成色”，眼睛看见的，花是红的，树是绿的，都是特别实的实体。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后，这两个词的词义就扩张了，变成了哲学性的、世界观的、抽象的表达。这时的“色”泛指世界上所有物质性的存在，而“空”完全就是很哲理的一种境界了。

汉语翻译佛经的高潮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持续到唐代，不只是鸠摩罗什一个人在翻译，集大成者是唐玄奘。今天我们念的《心经》的底本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然后由唐玄奘经过再次翻译，定稿为今天的《心经》。通过外来佛经的翻译，汉语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词，比如今天我们用的最多的，也使我们产生很大焦虑的“世界”，过去汉语里面没有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意思。在“世界”出现之前，中国人大概是用“天地”这个词，但“天地”是客观的，而“世界”的“世”这个字包含了人生经历、生命体验，所以很明显，跟“天地”相比，“世界”有更强的哲学认识的意味。

还有很多形容时间的词，比如“须臾”、“弹指”、“一刹”，之前中国人表达时间不用这样的方式，这些都是佛经里面表达时间快的特殊计量单位，今天听起来像形容词，其实是很准确的计量单位。以上是一些小的时间单位，佛经里面最大的时间单位叫“劫”，我们今天说“劫难”，就用佛经翻来的意思。有个成语里面还保持着这个词的佛教意义——万劫不复，那里的“劫”就是时间单位。

我所以关注这样的语言问题，是因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我要用汉语写作，但我所表达的大部份都是非汉语的对象，他们不是说汉语的人，他们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和感受这个世界，那么，我用汉语可以很好的表达出那些异质的文化吗？其实，即便汉语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方言。在同一个语言当中，方言的经验跟感受怎么往普通话的系统中移植？这是个问题。更何况中国还不只有汉语，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建立在他们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以及有哲学意味的抽象感受当中。这样的经验又怎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去？所有方言仅仅是被汉语普通话同化吗？还是说，当不同语言的人来使用汉语进行表达的时候，有可能把原来语言中的经验转移到新的语言中来，从而丰富这种语言，扩展这种语言。

佛经的翻译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如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原来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哲学观念所支配的表达与感受是可以通过翻译来体现的，或者类似于翻译的改写，移植到新的语言中来的。魏晋南北朝以后通过翻译佛经，中国人的世界观、汉语的表达、词汇量都有一次爆发性的增长。重要的还不是词汇的问题，而是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这样的情况后来有没有出现过呢？当然后来又出现了，这就是跟中国的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们，尽管他们后来在改革中国的道路上发生了分歧，但是在刚刚开始改造中国的原点上他们都是从语言开始的，从文化开始的。陈独秀和胡适都在《新青年》杂志上大张旗鼓宣扬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就从改造文字开始。为什么从改造文言文开始？因为当时的语言已经不适应新社会。我不太赞成把这场语言革命简单描述为“白话文运动”，反对把白话文运动简单描述成就是把文言文变成老百姓说的大白话。今天我们读到的好东西有哪一篇是用真正的老百姓平常说话的大白话写成的？没有。

这当中又有翻译的功劳，这一次翻译是更大规模的翻译。汉语的两次革命，都跟翻译有关。

如果新文化运动中的语言革命，仅仅是一场古老的书面语变成当下大白话的运动，而没有大量的翻译，是不可能完成汉语跟世界全面接轨的。其实是口语跟翻译体的结合才真正构成今天白话文的基本面貌，我更喜欢台湾把“白话文”叫做“语体文”那样的说法。

我在四川讲四川话，跟北京话太不一样，更何况我还讲另外一种语言，藏语中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这些不同语言当中的生活，这些不同语言当中的经验，可以在写作时转移到基本上以普通话为主的文本当中来吗？如果不能，我们只是在模仿别人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模仿别人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写作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够，又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助我来努力实现？我们确实需要有信心，我的信心就建立在两次汉语的革命上。第一次革命规模小一点，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而发动的语言革命，却是极大地改变了汉语。五四运动再一次爆发的语言革命，直到今天为止，这个翻译运动还没有停止，今天中国人的阅读中，我们的思想之源、情感之源当中，至少有60%、70%是通过翻译输入的价值而建立起来的。也有相当部分的表达，也是通过翻译而引入的。

今天我们共同使用的这种文字，虽然叫做汉语，或者叫做中文，但是其中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世界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西方人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公共语言”。关于语言他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说一千年以后世界上只会剩四到五种语言。那个时候世界上会剩下什么语言呢？由单一民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是难以生存的，只有那种已经有幸在20世纪被不同文化、不同族群广泛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才能够生存下去。永远保持不变的语言面临的命运就是死亡。西方人预估，如果全世界只剩下四种语言，大概是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

公共语言是多元参与的、多元贡献的，其实一个民族内部也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新的价值。在那里，我发现同一个民族中也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过去都认为中国人是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但我觉得这大概是中国特别喜欢的一元论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结论。今天用更宽广的眼光观看中国，在那些大河的下游却很不一样，他们面向大海，聂鲁达的诗说：来看吧，那些所有雄伟的三角洲，都向着海洋敞开。他们挂起了所有的帆，向着未知航行，这是海洋文明。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航行到国外，但后来黄河中游居住者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把海疆封闭起来。今天中国要开放，突然发现必须把自己潜在的精神价值再挖掘出来，我们的多元文化价值里面包含了这样的文明，并且也包含在我们的汉语言和各种方言当中。大家不要轻视方言，中国更有宽广的边疆地带，由非汉语的不同民族所构成，当他们参与共同建设一个国家的公共语言时，我们应该关注到这种现实，将我们的经验、思维特征转移到公共语言当中来，丰富它、扩展它、壮大它。而不是在某种情况下，让普通话的推广、一个公共语言的推广，造成别的语言及语言中的价值观与感知力的全部消亡。

回顾我们的文学史，建构新的知识系统，树立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多元文化特别的价值。其价值并不在于建立很多不同文化的表演区，重要的是文化多样性就跟生物多样性一样，相信每种多样性的文化体当中都有一些特别好的基因，而大家现在知道基因是可以转的，生物的基因可以转，优秀的表达也可以转移。

在全球化的今天，每种文化多样性要保持自己的孤立是不可能的，融汇是一定的。当我们提出文化多样性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文化跟别的文化融汇之前，要尽量转移最优秀的基因跟价值。就像刚才说的翻译佛经，今天在印度已经没有佛教的容身之地了，但是当时释迦牟尼和弟子们创造的经典，已经成功转移到别的语言中，包括转移到汉语中。比如我刚才讲的空、色的概念已经不是实体的存在，而成为中国人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不管是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已经构成我们世界观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的转移。

本文根据阿来在华中科技大学“春秋讲学”之2015春讲课堂上讲授内容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