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城东南角坐落着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名刹，右侧隔街是著名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左侧则与康熙时期的皇家名刹柏林寺毗邻，这就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也是北京地区乃至内地最为著名的一所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

雍和宫的前身最早是明朝太监官房，在清代则是内务府官用房，康熙三十三年(1694)经改建后分封给皇四子允禛作为贝勒府邸，康熙四十八年(1709)因允禛进封为亲王而再次改建为雍亲王府，如今的雍和宫主体建筑布局仍然保持着当年亲王府邸的规制。康熙六十一年（1722）允禛继位登基改名为胤禛，雍亲王府于是成了潜龙邸，直到雍正三年（1725）胤禛正式发布上谕改雍亲王府为“雍和宫”，取“时雍协和”的意思。

传说因为雍正帝是篡位登基，对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毫不留情重罪严办，杀了不少人，所以为了给他的父亲消弭罪孽，乾隆帝在章嘉国师的建议下于乾隆九年（1744）决定正式按照黄教寺院制度将雍和宫改辟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随后，乾隆帝敕令工部和内务府对雍和宫开始了有目的的大规模地翻建和扩建，并封幼年同窗章嘉胡图克图为雍和宫住持。至此，雍和宫就成为了蒙藏各大呼图克图长期留京的祝锡之地，蒙古各大呼图克图金瓶掣签之所，以及专门培养蒙古喇嘛的宗教学校，并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

现今，雍和宫主体建筑保存完好如初，南北向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从南向北总共有七进院落，加上左右配殿总共有十七座殿宇，现存有大量的佛像、壁画、唐卡、法器、经书和珍宝等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其中尤以万福阁内高达十八米的弥勒大佛而闻名遐迩，著称于世。

万福阁是雍和宫内最为高达恢弘的一座楼阁，位于雍和宫的第六进庭院，内供一尊挺拔高大的的弥勒大佛，弥勒佛（Maitreya）即未来佛，汉音译为“强巴”。这尊弥勒大佛系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雕造，当时从国库支出白银两万两、赤金三万两投入修造工作。乾隆十四年（1749）正式完工，举办了盛大的大殿落成典礼和弥勒大佛塑像的开光大法会。

大佛通高十八米，埋于地下部分尚有八米，总计二十六米，由一棵完整的白檀木雕刻而成。据金梁的《雍和宮志略》记载，在西藏南边的廓尔即尼泊尔国王，从印度运来了一棵白檀树，被七世达赖知道了，他为了感谢清朝出兵驱逐入侵西藏的蒙古准噶尔蒙古部，就用大量的珠宝，把这棵白檀树换了回来，并从西藏经四川运到北京的雍和宫内。这棵白檀树经过养心殿造办处的“广木作”、“木作”、“漆作”、“雕塑作”、“如意馆”等五处的工匠，会同中正殿办造佛像的喇嘛工匠精心雕琢，造出了这尊高营造尺五丈五尺的大佛像。

大佛矗立在汉白玉须弥台座上，头部高耸已近阁，虽然形体巨大但丝毫没有笨拙之感。大佛体态雍容华贵，通体贴金，遍身披有宝石镶嵌的璎珞，可谓庄严殊胜。大佛头戴装饰繁复的藏式五叶佛冠，冠叶上的五瓣均有开龛，内供五方如来，五叶佛代表佛的五智。大佛面容慈祥，目光炯炯，脸颊丰圆，双目平视，鼻梁坚挺，眼睑中部略微下垂，眼睛大而宽平，双耳垂轮，其后出扇形宝缯。大佛胸部丰厚饱满，胸前装饰缨络宝珠，结构与明代永宣时期金铜佛像缨络结构十分相近，而最外层的一圈珠串却不似永宣造像那样在乳头部位会向内转折，而是直接垂下，这又与蒙古造像的外层珠串比较相似。除了缨络宝珠之外，大佛项上还带有一条长长的楠木挂珠。大佛双臂结实有力，左手位于腰部，掌心向下作触地印，右手当胸掌心向前作说发印，双臂皆有臂钏，手腕也都有手镯装饰，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皆拈一茎莲花，顺手臂攀缘而上于肩膀处 长出莲花绿叶，莲花上有弥勒特有的象征，左侧者为贲巴瓶，右者为法轮。大佛肩披天衣，下垂至裙摆下端，再向上略翘起，裙摆装饰非常华美。其上披装饰着精美华丽的璎珞宝珠，与永宣时期造像装饰有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佛裙子正中靠上有两个纯汉式佛装的装饰节扣，这个是蒙藏地区佛像绝无仅有的。

从整体上看，此尊弥勒大像的艺术风格较为多元，多重组合的缨络和体态身姿不似喀尔喀蒙古造像那般注重装饰简洁，年轻体态之美，更多的是承袭中国古代传统高大立式佛像和明代汉藏风格造像的特点，而其他部分则具有更多的喀尔喀蒙古和汉传佛教造像的味道。这与大佛的设计者察汉达尔罕（Cagan darqan）胡图克图的身份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因为察汉达尔罕的驻锡地罕庙是在内蒙古赤峰，处在蒙古腹地和中原王朝之间，这种风格的糅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汉藏两地的弥勒佛像绝大多数为坐像，双手多是作说法印；而在蒙古地区弥勒佛像大多是立像，双手作拈花状：这在后来成为了判定弥勒佛的一个图像学依据。雍和宫的弥勒佛是完全依照喀尔喀蒙古造像的图像学规范而设计雕造的。但雍和宫的弥勒大像在设计之处还参考了西藏样式的弥勒形象，如头冠、面部等细节，与布达拉宫的弥勒大佛有诸多相似之处。清宫档案里的一些线索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乾隆九年四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译文》，“……所差艺匠，应于藏地精心勘察弥勒等诸佛，以便抵京后易于仿做……依等已至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处，勘察记录弥勒等诸佛……”。

众所周知，弥勒信仰在蒙藏地区是普遍信奉、广为流行，但这并不是乾隆皇帝选择在自己的皇家寺院里树立如此巨大的弥勒佛的唯一原因。

乾隆皇帝当初建寺主旨在于招徕蒙古上层喇嘛和贵族来此学习和朝拜，以拉近内外蒙古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外蒙古最具影响力的大胡图克图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地区僧俗两界最高的领袖，乾隆皇帝对其更是极为看重。

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系统与弥勒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如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前世，著名的觉囊派大师多罗那他，据说在他赴藏宏法之前，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曾经赠给他“迈达理”(Maidari) 的称号，意在寄托他能够前往遥远的蒙古地区，让佛法重新复兴，普渡众生。此后，蒙古人多尊称多罗那他大师为“迈达理格根”，“格根”是蒙语活佛之意，“迈达理”是蒙语里弥勒佛的梵文音译，即是说，多罗那他是弥勒佛的“乘愿再来”的活佛。一世哲布尊丹巴在第二次赴西藏留学的时候，还把弥勒节引入了蒙古地区，最终成为蒙古地区最大的一个节日。在蒙古人眼中，多罗那他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就是弥勒佛的化身。所以对于弥勒佛的信仰与崇拜在蒙古人之中又具有特别的意义。在17世纪以后，弥勒的信仰在蒙古地区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乾隆皇帝在雍和宫修造弥勒巨像也是为了表达清王朝对于蒙古地区信仰的认同。我们不难想象，在清王朝的政治中心矗立如此巨大的弥勒巨像，会给来到北京的蒙古僧人和贵族之间产生多大的心理共鸣和震撼。

雍和宫的弥勒大佛体现了清代全盛时期佛像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也深刻的表达出了乾隆皇帝治理蒙藏的良苦用心，它在清代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雍和宫这座皇家的藏传佛教寺院，自建立伊始，就一直承载着联系蒙藏与中央王朝政治宗教关系的重要历史使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雍和宫的历史与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政治宗教关系和文化艺术交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留给我们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凝结了汉、藏、蒙等多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是我国多元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也是汉、藏、蒙民族共同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文/魏文 供稿《布达拉》(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