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师志开上人是佛教的实业家，他除了教书课徒之外，还兴办宗仰中学、栖霞律学院，同时也非常重视佛教的经济实业发展，并效法百丈禅师的自食其力农工的修行生活，曾经整治山林、创办农场、烧窑生产、设置染织场。家师在成立这些事业的时候，为了要向政府办理登记，必需凑够人数，所以把当时十五、六岁的我也登记了进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义，而有所异议或感到疑惑，还特地叮咛我说：‘你将来要想作;佛门龙象，现在就得先作;众生牛马。’这句话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门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作牛马，再作龙象’吗？

像佛世时，舍利弗尊者除讲经说法之外，还负责精舍工程的监督，所以能威服群伦，助佛宣化；陀骠比丘在悟道之后，自愿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灯帮忙前来参学的比丘安单，后来感得手指发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师勤劳众务，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昼夜克勤，摄引后学，因而得到时人拥戴，数百僧侣翕从学习，法席隆盛。道亮法师六载舂米，曾无废惰，后来讲律，声被东夏。宋朝道法禅师白天将乞食所余，咸施虫鸟，夜晚则脱衣露坐，以饲蚊蚋，一日入定，见弥勒菩萨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窦禅师甚至不愿出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信函，宁可陆沉灵隐寺中，操持作务达三年之久，后为龙天推出，驻锡雪窦山资圣寺时，从此海众云集，宗风大扬。沩山灵佑禅师及赵州禅师更是令人敬佩，一个发愿来世作老牯牛服务大众，一个希望往生后到地狱度众。而在社会上，以‘牛马’精神服务大众，而终能以‘龙象’之姿成就事业者，更是不胜枚举，如王永庆以卖米白手起家，高清愿从基层学徒做起，林肯童年时曾做过木工、杂工学徒，富兰克林少年时曾担任蜡烛工、印刷工。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龙象’，不怕‘牛马’般苦役的考验；真正以众生‘牛马’自居者，也不畏‘龙象’的践踏磨链。

记忆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劳动、苦行结下不解之缘，好在我从小出生在农家，练就了结实的体力，举凡车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备的本领，我都必须学习，甚至农忙之余，我还得陪着外婆开辟菜园，种植果蔬，以维持家计。记得那时，外婆就经常对我说：‘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不时地告诫我：‘从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时必须认真努力。我将这些话谨记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视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后，我到栖霞律学院就读，也是从为人添饭、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运木柴等基本作务开始学起。到了暑假，我们每天得早出晚归到山上采无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虽然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尤其农历春节的大扫除，单单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每逢干旱时期，我还发心到江边挑水，一次来回要三个钟点左右。后来，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除了上课之外，还兼作管理油灯、烧煮饭菜等事务。总之，劳动的工作从来未停息过一天。由于白天忙于劳动服务，晚上没有照明设备，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来消磨时间，真正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对佛法的体会却能够与日俱增。现在想来，才明白那种如‘牛’似‘马’般忙碌的作务生活，使我活学活用，让我‘读’遍长老大德行事的风采，‘读’尽寺院运作的方式，‘读’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诀。佛学院结业之后，我回到祖庭大觉寺，因为那里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农庄，我在教书之余，又恢复儿时农家的生活，与稻麻菽麦、锄头耙铲为伍，从大自然中撷取源源不断的资粮。

我初到台湾时，虽然在寺院里从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车、打水、收租、采购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为一直习于劳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觉得厌烦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继续锻炼身心的机会。尤其最令我高兴的是，尽管过去在大陆不曾有过建筑道场的经验，然而由于具备长久的农工杂务基础，一旦有了机缘，就能够得心应手，胜任愉快。像最初在宜兰建设念佛会讲堂时，因为我每天观察施工情形，对于砂石计算，门窗装置，砖瓦搬运，刨木雕刻，浇灌水泥等了然于心，所以后来再开工兴建慈爱幼稚园的时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驾轻就熟了。

我从宜兰来到高雄之后，面对一个与宜兰乡镇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须更加兢兢业业，努力以赴。所以从高雄佛教堂到寿山寺的建筑，对于一砖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轻心，总是观察再观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节省、如何赶工等细节方面，又多加一层认识，由此奠定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

那时，我每天除了忙着写稿、编书、教课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余暇，便关心各地建筑的外观式样及内部设计，并且不断地思考：‘如果是我，我会如何如何去做。’因为有了这些概念，所以后来建设佛光山时，虽然请不起专业的工程师、建筑师，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萧顶顺先生在泥地上边谈话，边计划，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筹建处，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三十多年来，佛光山一栋栋的建筑就在路边谈话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记得刚辟建佛光山时，经济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还得亲自下厨，为来山的游客服务，希望多得一些油香，来补助建筑经费。为了节省工资，我经常将很多工作从萧先生的手中再包回来自己做，举凡搬运砂石、搅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众，如心平、心定、依严、依恒等人扛起重任，像净土洞窟两边的围墙、灵山胜境的广场、大雄宝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还有龙亭、放生池等多处地方，都是在我们师徒同心协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观虽不精美，但很坚固实用。像‘牛马’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但凝聚了师徒之间的道情法爱，也锤炼着弟子们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议的是，萧顶顺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来，所有建设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电工、油漆工仍然还是原班人马，未曾换人，他也因为承办佛光山的多项重大工程，而成为工程界的‘龙象’，许多建筑公司高薪挖角聘请他，但他还是觉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赚到更多的欢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务性格的我，注定我终此一生要如‘牛马’般奉献人群。记得初到台湾时，我虽上无片瓦覆身，下无立锥之地，但只要看到贫苦的人，我就会不顾一切，尽一己之力给予帮助。一九五二年，花莲大地震，我连一张公车票都买不起，却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愿心，各地行化，劝募救济震区的灾民；韩战期间，我四处募集医药，设法送往韩国前线救伤；越战之后，我发起支持购买难民船，抢救越南难民；多少次台风过境，我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后来世界各国的水涝、旱荒、震灾、风难，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纾困，明知车水杯薪，如鹦鹉救火，但只想要尽一点微薄的心意。

由于从童年时代，我就曾经为病患疗伤喂食；弱冠之龄，也曾经为亡者更衣安葬，对于生、老、病、死，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所以一俟佛光山开山之后，我便陆续兴设佛光诊所、云水医院、佛光精舍、万寿公墓。佛光山开山时，我将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来的骨灰罐暂厝于工地草寮中，与之同寝共眠，直到万寿堂成立之后，将它们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挂念；乡民将路边拾来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为他们添购新衣，送他们上学。后来，送来的小孩越来越多，大家同心协力，兴建育幼院，好让他们享有家庭的温暖。尽管诚心奉献，如‘马’负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点点滴滴，犹如微尘爪泥，无法拯救苦难重重的世界。所以，后来弘扬佛法，净化人心，成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标。

四十多年前的台湾，民风保守，佛教不振，现成的布教场所难得一见，即使有，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从搬桌椅、拉电线、安装电灯、放幻灯片中，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在徒步弘法、单车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脚踩大地，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各行各业的民众当中，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五十年来，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后来，触目遇缘无非妙谛，信手拈来皆是法语，我将之书成条目，从乡村僻野讲到国家会堂，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体，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这一生中，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有人说：‘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活着为自己很自私，活着为别人又很辛苦。’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自许为‘众生牛马’，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

多年来，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马’驰骋于道，一意想着如何前进，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记得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因为寺内没有多余的桌子，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开，因为他们要下班了，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发行一份杂志，从开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经常日食不到两餐，有时饥肠辘辘，也觉得兴趣盎然；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一堆堆的刊物，无处收藏，我还是欢天喜地的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时大风大雨来了，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还得东搬西搬，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湾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飘走，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听说之后，心中一片茫然，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悼会。

六○年代，我编印过《觉世旬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包办，尤其《觉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发行，就像五趣轮回一样，无或暂息，光是写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琐，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

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而且被许多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由于《觉世旬刊》的顺利发行，又带动了《普门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战。多年来，尽管法务倥偬，我却未曾放弃‘文化牛马’的职志，不时推陈出新。像近两年来，三百万字的《佛教丛书》和三十万字的《佛光教科书》陆续推出，无不是多年来如‘牛马’般服务大众的切身体会。

二、三十年前，创办佛教教育事业，高雄师资不多，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但无论多么晚，我都会伫立在山门口，恭候他们驾到，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看着他们吃完就寝，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学院草创初期，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还得到殡仪馆、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后来，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庄陆续赴日深造，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辅导训育，忙得不可开交。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无奈，但三十多年来，我仍像‘牛马’一样，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菩提园地，只为了作育僧才，让佛法能远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这一生，对于某些信徒，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自问一向都是克尽心力，不辞辛劳。就以农历过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座，就是到果乐斋炒面、炒饭，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金而举办书画义卖，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直到第二天开幕时，双眼都未曾阖过，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听在耳中，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后来，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获得许多好评，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牛马’做起，才能稳扎根基，立于不败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物品，我都曾参与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由于人手有限，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虽是一夜未眠，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马’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像三、四十年前，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办事之谨慎，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因积劳成疾，圆寂往生为止，种种行仪见证了‘欲作佛门龙象，先作众生牛马’诚非虚言；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无一不做，如今凭着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风仪，拎着一个小布包，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后，赴日留学，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界，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赞叹不已；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种种活动无一不与，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对于教会事务的娴熟，同侪中鲜有出其右者；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包办一切杂务，其教课认真，学问扎实，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链心志，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方为真才实学；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铲地推车，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实是众望所归；余如依空、依淳，大学毕业之后来山出家，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学成后受命掌管《普门》、《觉世》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如今久炼成钢，成为文教界的尖兵，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是许多人‘作牛作马’，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我丝毫不敢以‘龙象’自居。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佛门僧伽的数量普遍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即高高在上，自称‘僧宝’，藉‘自修’之名，懒于说法，懒于度众，懒于活动，懒于利生，长此以往，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想要千人头上坐，先在万人脚下行’，唯有先作众生的‘牛马’，才能成为顶尖的‘龙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