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寂园居士的佛化人生 寂园居士我祖父康寄遥五十八岁时回首前半生，曾著文叙述他皈依佛门的心路历程，题曰“五八自述”。该文定稿由我二伯毛笔楷书，抄录在装订成册的十行纸上。六十年代中，祖父的书房历经多次查抄，这册从未外传的手稿早已不知被没收到何处。家人中唯独我读中学时住在祖父母身边，曾有幸半懂不懂地翻阅过那本用文言文写成的长篇回忆录，至今还能模糊记得其中的某些片段。回顾祖父信佛前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后来的佛化人生与早年的入世经历自有其前后贯通的内在联系，这条主线就是始终致力于改良社会和延续善缘。在家乡临潼读书求学的年月，他曾成立“天足会”，创作“放脚歌”，热心参与破除缠足陋习的宣传活动。他本人更以身作则，给自己的头生女起名“天菊”（谐音天足），让我这位出生在清末的大姑幸免了缠足的痛苦。戊戌新政后，祖父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经济门。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加入同盟会，写过反清诗词。在一次冒险剪掉辫子后，他去照相馆拍照留念，并于照片背后题诗一首，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剪断除豚尾耻”之句。辛亥革命前夕，祖父弃学回陕，参加了西安的反清义举。陕西军政府成立后，他任职财政司次长，同时辅佐军政府大都督张凤翙发展地方教育，参与创办菊林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并兼任西北大学预科校长。1914年，北洋政府的势力控制陕西，原军政府成员多受到排斥打击，祖父见世事已不可为，只好带家眷离职出走。在避居上海之日，他曾一度思想激进，结识过陈独秀，拜见过孙中山。对孙的“知难行易”学说，他曾当面有所质疑，孙随手打开面前的电扇辩解说：你即使对电扇的构造和原理一无所知，也无妨你手按开关，使用它扇风。受到报刊上有关俄国革命系列报导的影响，祖父甚至打算亲自赴莫斯科考察一趟。后因他母亲竭力阻止，才退掉了预定的火车票。他在法租界创办《正报》，发行一年有余，因抨击时政，报社遭到查封。接下来他又主编《公民杂志》，倡导发展实业，所关注的议题尤偏重振兴西北地区的经济。此期间他曾专程赴日本考察，计划在西安开办纺织厂、面粉厂，以及电话公司等等。直到六十年代初期，那几本杂志还保存在祖父的书房内，杂志上昂首而吼的雄狮封面照至今仍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无奈那年月军阀混战，时局动荡，陕西远处内陆，交通闭塞，发展滞后，祖父种种急切的倡议和计划最终都流于徒托空言。经过多次碰壁，再加上多年流寓颠簸，他日益感到前途迷茫。此时他母亲从西安来到上海，祖父陪同念佛的母亲进香江南各佛寺，朝拜普陀山观音道场。据他在《自述学佛之因缘》一文中所述，正是在那一趟满足母亲心愿的旅程中，他意外受母亲感化，随之结识印光和太虚两位佛界大德，多次交谈中渐有了开悟。祖父的母亲年轻守寡，长期吃斋念佛，含辛茹苦，养育供给他读书成人。老太太1921年病逝上海，出于承传慈母留存的善缘，祖父从此发愿信佛。正如他在那篇自述文中所说：“补报母恩，唯有佛法。”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当即皈依在印光法师门下。1922年深秋，祖父扶柩回陕，葬其母于西安东关龙渠堡东门外的康氏坟园。那坟园占地十二亩，特取曾祖母圆寂之义，起名“寂园”。祖父从此自号寂园居士，在园内度过了他后半生的佛化岁月。寂园居士为慈母守墓，追随她吃斋念佛，并非从此隐栖园林，仅以念佛消遣余生。他在自述中说得很明确：“故为学佛，即学救世。”在前此的入世活动走不通之后，他便立志把弘法事业作为他改善现实人生和促进社会改良的方便法门。佛教传入中国，经隋唐间接受传播期的一时兴盛，此后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世俗化的变异，遂渐趋衰落。延及清末民初，寺院建制和僧尼的整体素质都衰落到一片荒芜的地步。面对佛教界萎靡不振的现状，居士佛教在各地发起了复兴佛教的救亡行动。从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和祇洹精舍，到欧阳渐倡办支那内学院，以及韩清净在北平建立三时学会，一批富有学养和思想趋新的居士自愿结成弘法团体，建立佛学教研机构，包括太虚大师这样的僧界革新者，早先都曾受教杨文会的祇洹精舍。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通过诠释佛学来激发思想资源，促进社会改良，可谓清末民初居士佛教的一大特色。那时候中国社会正在从旧有的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新兴的有产工商业者仍不失传统伦理教养的风范。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既嘉许善人致富，更鼓励富人行善，工商业者组成的居士群体既是宗教团体，也是慈善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上海佛教净土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在那个天灾和兵乱频仍的年代，居士实业家纷纷把他们有限的财力用于施舍救贫和赈济灾民，他们的善行与仅向寺庙烧香祈福的低层次民俗佛教形成明显的区别。上述的居士佛教/佛学组织显然给寂园居士在西安的佛化活动树立了榜样，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说以及有关教理、教制、教产革新的倡议更让他明确了可行的弘法方向。回到西安后，寂园居士首先从组织居士团体做起。他先是在寂园设立莲社，每月聚众念佛，邀集路禾父、高戒忍等知名居士研讨经论，商议革新佛教的事宜。此后他们集思广益，多方联系，办理登记手续，经当地政府备案批准，正式成立了佛化社这个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居士组织。该社的组织实施董事制，社员推选董事会，由董事会选出社长、常务董事，任期均为三年，可连选连任。寂园居士一直连任社长，直至1958年佛化社被勒令关闭。此外，佛化社内部还特别设立讲经会、念佛会、佛教青年会、妇女观音会，并于各县设立分会，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余年间，曾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过消灾劝善，传播佛学知识的佛化作用。寂园居士继续运用他编印刊物的专长，经一群居士同仁配合协作，由他主编兼撰文的《佛化随刊》于1927年12月出版了创刊号，面向全国发行。该刊的主要栏目有经论新解、佛经诠释、读经体会、修习禅颂、佛教人物、名山介绍、佛教春秋、居士修持、佛教故事、佛教音乐、佛教绘画等，直至1940年停刊，共出版二十一期，在读者群中被誉为“佛海明灯”。此后寂园居士又主编《大雄》月刊，出版数期，还配合好几起盛大的弘法活动，出版了《印光大师特刊》《太虚大师弘法专刊》《陕西佛教新纪元》等刊物。除了借助刊物弘法，在交通阻塞的整个抗战期间，寂园居士还在寂园莲社内设立刻经处，刻印《金刚经》《坛经》《宣讲拾遗》等二十余种佛化读物，广泛流通西北地区。直到六十年代，那些刻版仍装满几个大木柜，保存在寂园。“文革”中红卫兵抄家，那些木版全遭焚毁。佛化社是寂园居士及其同仁召集信众研讨和宣讲佛法的场地，也是邀请著名法师和佛学家来西安讲经的主办机构。在该社推行的佛化运作中，寂园居士始终都很重视僧俗两界的合作互助，同时也尊重太虚法师坚持“僧伽为主体”的弘法主张。自佛化社成立以降，太虚法师、喜饶嘉措大师和华清、月溪、祥瑞等法师都先后应邀来西安讲经，其中如太虚和喜饶嘉措两位大德，初到西安，都被恭迎至寂园，安排在专设的客房内住宿供养。我与祖父母同居的五年中，就一直住在那间客房内。佛寺在清末民初的没落破败既受损于僧伽整体积存的弊病，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各地官民侵占寺产所导致的恶化现象。旧有的秩序已经解体，新制度尚未建全，在整个民国年代的乱局中，很多寺庙或沦为驻军营地，或被地方上兴办的学校长期占用，西安周边的不少佛寺也遭遇到类似的侵占。以佛化社为主体的西安佛界革新派于是趁势发起佛教革新运动。寂园居士代表宗教界发表《敬告各界文》和《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既强烈要求当局发令制止侵占寺产的行动，也同时揭发“僧界腐败，不守清规”的弊端，公开主张“整顿僧伽制度，严整寺规”，对寺院僧众发出“速理内部，免贻人口实”的忠告。《佛化随刊》上同时发表《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一文，对佛界内部因循守旧的人和事有所指斥，严正问责，进而在僧俗两界和新旧两派之间引起持续的争论。寂园居士与欧阳渐颇有交往，我现在偶一闭目，记忆中都会浮现祖父居室内墙上那幅字体古拙的对联——欧阳渐写给他的集唐条幅：“白苹风起楼船暮，红蓼花疏水国秋。”寂园居士尽管很尊重僧界诸大德，但同时也对欧阳渐《辟谬》一文的立场持比较认同的态度。至少就西安当时的情况来说，僧伽整体上的水平低下的确亟待整训，促进其提高。

正是有鉴于这一落后状况，寂园居士及其居士团体特别关注培育佛教人才，致力于僧众的文化知识教育，在兴办僧伽学校方面，他们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倍而功半的工作。他们先是在佛化社设立佛学讲习所，幸赖朱子桥将军等善长捐资襄助，讲习所办学三年，培养出个别合格的僧才。此后他们又在兴善寺开办佛学养成所，在大慈恩寺成立专弘法相唯识宗的慈恩学院，但都为期甚短，隆重开幕后，多以草草收场告终。直至四十年代末，他们还在兴善寺创办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截止1948年，培养出第一期十六名毕业僧。所有这一切复兴佛教的努力，最终在1949年画下了句号。修缮西安周边的佛寺，也是寂园居士及其同仁佛化行动的善举之一。作为《陕西佛寺纪略》一书的作者，他的书稿中不只记录了那些寺院的沿革和现状，他本人同时也介入所叙述的沿革，亲身参与了改善现状的行动。这里要特别表彰大慈善家朱子桥将军的一系列善举。朱居士于1926年组建华北慈善联合会，通过东北、华北各慈善团体募捐，四处救灾。1929年关中遭受严重的年馑，朱居士来陕赈济之际，因见各处古刹破败凋残，遂发愿尽力修复。寂园居士本人的财力和号召力其实十分有限，身为佛化社的带头人，他能尽心尽力的事情多是做些组织联络的工作。在朱居士主持修复各寺院的过程中，寂园居士经常亲临现场，协助各善长监理慈恩寺、华严寺、法门寺等寺院的修复工程，同时撰写部分寺院的重修碑文，更发表长篇报导，详尽记录了重修法门寺塔的整个过程。就我个人的评价来说，寂园居士佛化人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参与的慈善事业。他曾任华洋义赈会陕西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他所领导的佛化社居士团体也是一个慈善机构，在该社内部曾附设贫儿园，收容过不少孤儿。特别是在关中饥荒期间，佛化社创办《陕西灾情报》，登录灾区拍照，广泛宣传，多方募捐，设粥厂十数处，每日施粥，救济了四万多灾民。民国年代不管被认为多么落后衰败，民间社会报导灾情的自由和救济灾民的义务还没有被当局剥夺，慈善团体因而还有机会做些菩萨道救苦救难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政府无意约束民间守望相助，世道人心也赞许行善的局面下，慈善团体才得以施行及时的救济。寂园居士于是四处奔忙，协助朱子桥等善长筹资募款，在大慈恩寺特设“慈恩孤儿院”，收容孤儿达百余名之多。佛化社同仁配合寺僧，在院中教养孤儿们半工半读，学习知识和技艺，以期他们离院后都有能力独立谋生。在从事慈善救济的同时，寂园居士依旧像他早年那样关注教育事业。利用佛化社拥有的部分地产，他与居士同仁在东大街开办了一所大雄小学。在他的故里临潼胡王村，他办有纪念母亲的慈恩小学。此外，为方便西安东关地区住户的子弟上学，他还邀集当地各界人士，合力创办竟化小学，并担任名誉校长。我家就住在那小学附近，我父母教子心切，曾把我过早地送入该校，随幼童们一起启蒙。大约是在1949年前后我四、五岁的时候，我也在早晨跟学生们列队出操。至今还模糊记得，每周星期一早操后，康校长多会走上大操场的讲台，银须飘洒中给全校师生作些有关慈善的讲话。在民国时代，以居士团体为主的佛教组织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发展，僧俗两界合力创办的佛学教育和出版机构之所以得以顺利运行，他们主导的慈善事业之所以得以施展及时的救济，首先是基于旧有的社会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存在，财主自有其可支配的财源。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家的政体尽管已从帝制转为共和，衡量善恶是非的价值体系并未遭到扭曲，世人对冥冥中的因果报应还多怀有一定的敬畏，因而多灾多难的民国乱世仍不失其厚德载物的元气，勉强维系着善缘得以繁衍的社会生态。五十年代初期，新政权基于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和统战路线，再加上保存濒危名胜古迹的任务十分迫切，更考虑到西安各大佛寺在国际关系上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与日本及东南亚信佛教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因而对长期破败的大雁塔、兴教寺等寺院及时抢救整修，西安各寺院一时间稍呈复兴的面貌。寂园居士划为地主之后，虽被剥夺了原有的土地，失去几处房产，幸而作为佛教界的代表，仍受到特殊照顾，不只保住了他的住所——寂园，还被接纳为西安市政协委员。从此他与宗教组的委员一起荣享定期的政治学习，并获取优厚津贴，足够维持较好的生活水平。寂园居士自然紧跟形势，努力做出争取进步的积极表现。《陕西佛寺纪略》也就是在他和他的居士团体以及佛教界仍享有新社会共荣圈的现状下，寂园居士应文化局和文管会领导迫切的要求，撰写了《陕西佛寺纪略》初稿。可以明显地看出，书稿中每写到“国际关系”那一栏目，他总是过多强调某寺院、某宗派在国际关系上地位多么重要，显然是想借助国际影响来提醒主管部门，期待他们重视那些寺院，对破败的殿宇寺塔多做整修的工作。《纪略》详列重要佛寺十二，附记与重要佛寺有关的佛寺十三，共计收录大小佛寺二十六所。有关中国佛教各祖庭在陕西的各佛寺的渊源及传承，均特别略加说明。所述各重要佛寺，均依位置、沿革、佛教宗派、国际关系和现状五门分述，所有各寺有关的历史人物，均择述其简史，所有历史文物均就所知录记，用资参考。该书完稿后由佛化社油印五十册，分送各有关机构和各大佛寺收藏备查，一直以来，传阅的范围都十分有限。随着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日益强化，五十年代初比较温和的统战政策很快就走向终结。1958年佛化社被勒令关闭，社属房地产被没收，大雄小学也改了名纳入公办。寂园居士顶着他的地主成分，和风细雨混过了土改关，幸免十几年之后，却再也躲不过社教运动和紧接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了。先是社教工作组没收了寂园的大部分房地产，然后红卫兵多次抄家，园内的佛经被焚毁，佛堂遭破坏，生产队占据了整个寂园，他们把祖父母扫地出门，丢在了从另一地主家没收的小屋中。其时正值严冬，纸糊的旧式木格子窗户四面透风，二老仅守着一个烧煤球的小炉子取暖做饭。祖父母本来身体还都健康，受到抄家批斗的折腾，不久即在贫病交加中先后死去。寂园居士是在被押送游街时让红卫兵推倒在地，受了伤卧床不起，随后病逝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病榻上做他平日的修持，念珠仍不离手，心里在永续念佛，小本子上断断续续，记着笔迹零乱的日记……在他已经咽气之后，一本得自他处的《大乘起信论》还摊开着，置于床头。寂园内仅存的几册《陕西佛寺纪略》油印本也无一幸存，几十年之后，大概只有文管单位还有少量收藏。近四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安各大佛寺成为游览观光的热点，我发现不少介绍这些佛寺的导游短文都直接抄录祖父遗稿的有关片段，那册油印稿却埋没在不知何处的角落。几年之前，幸有友人借得某处油印本为我复印一册，我终得以详加校订，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并附上各寺院“文革”前旧照及近来修复后的新照各一幅，作为插图，为遗稿增色不少。今年4月，终得以由台北秀威资讯推出繁体版，对有兴趣了解西安各佛寺的历史沿革及其与各佛教宗派关系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一册可读性较强的入门读物。是为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