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的情感是什么？

命运是什么？命运是情感博弈的轨迹，是性格发展的结局，是利益最大化的得失相抵，是动机引出的必然归宿，是辩证法所批判的因果倒置，是唯物论不屑一顾的旧名词。是道教的太极，佛都的正果，基督的天堂，是一切生命运转的辙痕。

命运也是长官意志的牺牲品，是历史片断的复制品，是期许和压力下的无奈结局。命运可以是一组分数，也可以是一副棺椁；命运可以是一个二难选择，也可以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注；命运可以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也可以是一根驱寒的火柴。命运还可以是一个个鲜红的印章，一张张尘封的档案；命运可以屈原的《离骚》，也可以是鲁迅的《呐喊》；命运可以是陶渊明的归隐，也可以是孔明的出山；命运可以是管仲的富可敌国，也可以是商鞅的功成身死；命运可以是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也可以是苏轼的一纸贬书；命运可以是帝王的一座陵寝，也可以是凡人的一抔黄土；命运可以是灯火阑珊，也可以是孤灯伴影；可以是满汉全席，也可以是粗茶淡饭；可以是初生时的一声啼哭，也可以是寿终时的一声叹息；可以是高朋满座时的觥筹交错，也可以是曲终人散后的独步彷徨；可以是十年寂寞的寒窗苦读，也可以是一举成名的金榜高中；可以是老人的满堂儿孙绕膝相戏，也可以是青年的二人世界如胶似漆；可以是男人的烟酒相伴，也可以是女人的锅铲相撞。

命运是Sphinx之谜的诠解,是西西弗斯的悲剧轮回,是俄狄浦斯的因果报应,是堂诘诃德的天真付出,是埃斯梅拉达无路可逃的结局.命运给出的参数如之多,而未知条件却更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窥见她的真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啊，不跳出三界，怎能参透五行。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可生活人人是主角，哪来的旁观者啊。当我们喋喋不休于对他人的说教，却仍然惶惶不安于自身的命运。超凡才能入圣，可凡心何其难泯啊。唐僧没有凡心，却离不开有凡心的徒弟；玉帝没有凡心，却生了有凡心的女儿；鬼神没有凡心，却被有凡心的人供奉；上帝没有凡心，却制造了凡心的主人；老师不能有“凡心”，却是彻头彻尾的“烦人”。唉，普天之下，莫非凡民，率土之滨，莫非凡尘。凡者，几字中间一个点，是啊，有哪个凡人愿意去思考自己是在大千世界是第几个点啊。

命运是人生的必然与偶然，因此她既有一万安全系数，也有万一偶然机巧。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都是愚蠢的，因为对于人生来说，没有现成的路可循，也没有免费的饭可吃。命运有时需要我们韬光养晦，有时又需要我们锋芒毕露；有时需要我们引而不发，有时又需要我们及时出手；有时需要我们坐而论道，有时又需要我们起而行道；有时需要我们独善其身，有时又需要我们兼济天下；有时需要我们当仁不让，有时又需要我们隐妨辞让。命运虽说是命定的结局，但却没有固定的套路，所以屈从与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孔子能够“明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庄子却是“知其不可而安之若素”，两位运圣贤，一个达人知命，一个是君子安贫，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一个现实，一个浪漫，共同制定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对于宗教徒来说，天堂和地狱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对于凡人来说，过程与结果却纠缠不清。教徒是觉醒的凡人，凡人是在家修行的教徒，这就注定了凡人要比教徒负累更多。

也许勇者不耻于谈命运，因为他们是命运的主人；也许凡人太侈于谈命运，因为他们需要命运的安慰。性格，行为，习惯，思想，动机，意志，情感，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命运的参数。可简单主义者说，命运就是顺其自然的等待，其他的一切都是庸人自扰。而因果论者则说，命运是一长串因果的链条，是可以推论的逻辑结论。而行动主义者又说，命运就是行动，付出和无休止的挑战，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只管过程，不管结果。悲观主义者说命运是上天的安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按部就班。乐观主义者说，命运是人生的套餐，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享用。

有钱人成为金钱的管家，没钱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普通人成为金钱的走卒，所以，钱成了命运的一大砝码。不管你称它为孔方兄也好，阿堵物也好，钱总是要来打扰我们脆弱的神经。这个不速之客甚至经常改变命运的轨迹，颠覆给定的答案。由此，有人说，命运姓钱，它是无冕之王，号令天下。你说它杀人不见血也好，饮鸩止渴也好，既然它可以拯救众生，当然也要容忍它的杀戮无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一个情字超越名缰利锁，也染指命运的走向。在食色煎的世俗社会中，情感一直就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在中世纪，在封建社会，存天理，去人欲的天条制造了多少情感悲剧。越是落后的时代，命运的情感特质越是明显。什么嫦娥奔月，什么牛郎织女，什么孔雀东南飞，什么红楼梦，哪一个传奇没有情感的挣扎和禁锢。就连我们的爱国大诗人陆游都要在爱国之余要感叹真情的难得，而不得不面对表妹的香消玉殒。唐僧可以坐怀不乱，但也有八戒的怜香惜玉啊。孙悟空不是肉眼凡胎，但他却也被沉香的救母之心所感动，连佛都不顾了。

不爱江山爱美人，道出了之强大。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最好的明证。纣王因妲妃而亡，夏桀因褒姒而灭，吴王因西施而败，玄宗因贵妃而衰，顺治因香妃而走，就连不列颠的爱德华八世也为了一个辛普森夫人王位都不要了。更夸张的是波斯和希腊人因为一个美女海伦打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成就了奥德修斯的木马之计。如此说来，不仅对凡夫俗子，就算不是帝王将相，面对一个色字，都难逃被擒拿的命运。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直是古仁人所追求的价值核心。义有江湖侠义，也有民族大义。决绝如荆轲聂政者，悲壮如岳飞天祥者，崇高如觉民秋瑾者，他们的命运系于民族的命运，义字是他们的主宰。士为知己者死，马为策己者驰，他们的命已以没有了自我，只有不计生死的付出。有人说他们不值，没有享受到命运的硕果。但有一句诗总结得好；有的人活着，他们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们还活着。他们不与人争一时，他们要争就争万古，他们的死让所有的生者都有了重量。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留名万世的渴望也左右了很多人的命运。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对于外在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有人要洁身自好，虽死不从于命运的安排；也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被命运胡乱摆布。重名如伯夷叔齐者，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毁名如秦桧蔡京者，被万世唾弃而万劫不复。有累名者，有沽名者，有骂名者，有美名者。有人浪得虚名，有人实至名归。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实用主义甚嚣尘上，仁义道德屈尊偏房。那时孔圣人都落得个“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甚至“面有菜色”，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那是一个彻底不要脸的时代，那是一个弑君频发的时代，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是一个犯上作乱的时代。那时法家和兵家主宰了内政外交，没有一个诸侯愿为儒家的虚名买单。那时朝秦暮楚，那时朝则友，暮则敌，那时悬梁刺股只为宝贵名利。重名如屈原者难逃自尽的命运。春秋无义战，这很正常。因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一个乱世，名是一个太高的奢望，命运是不会为其买单的。

历览命运的众生相，只有勇者能够出入自由。能屈能伸，张弛有度，宠辱不惊，将命运的答案刻上石碑。强谏的比干用死来称量自己的价值，博学的史迁用书来给后世留言，浪漫的太白则以诗酒作传，他们的命运代表了真善美。入地狱的佛祖，殉道的耶稣，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受火刑的布鲁诺，他们的结局是弱势的，但他们的命运是强势的。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主人公的命运大多数是悲剧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命运的主人。失聪的贝多芬最后喊出了“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最强音，尼采以石破天惊的“上帝死了”宣布重掌命运，而笛卡儿用“我思故我在”的自信睥睨一切命运的挑战。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强者！

人号称万物之录，但有时亦不免有卑如草芥的自轻自贱。人类自封为改造世界的主人，又经常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科技的强大并不能提升人类的自信，相反却堕入了生存与毁灭的艰难抉择。在物质与精神的互为消长的拉锯战中，我们的命运却是得不偿失。被重压的心灵要么皈依宗教，要么投靠拜物教，当我们毕其一生之力买下房子成为房奴时，我们的精神家园却被毁坏殆尽，心灵不得已而出家了。于是，滚滚红尘中到处都是带发修行的教徒。我们无奈地发现，在豪华的工业产品面前，自己的自信竟然是如此地不堪一击。我们可以自如地驾驭电脑和机器，却不能自主地驾驭自己的心灵。我们虽不是牛马，但脖颈上都套着一根无形的缰绳。心为形役，形而上让位于形而下，器质战胜了气质，生理越过了心理。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反思的生活，却不习惯没有名利的生活。

我们早已忘记了孔夫子，却与孔方兄须臾不可分离。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所以才有“八荣八耻”的隆重登场；公德不振，私欲膨胀，这才有了《弟子规》、《三字经》的绝处逢生；无官不贪，全民皆赌，然后才有以德治国的回光返照。当“性”系广告铺天盖地，当公益广告只作点缀，我们的主旋律怎能正常勃起；当电视里不是娱乐就是言情，不是游戏就是传奇，我们的舆论怎能正视听。浊流滚滚，清流潺潺，怎能河清海晏；正气下沉，邪气上升谁来，扶正乾坤。国之命运，系于全民；民之命运，系于一心；心之命运，系于一人。人能制心，就能治天下。人能超越自我，就能让一切只成为背影，而不是供奉在前的灵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最具有奉献精神和宽容精神的一句口号：因为，尽管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匹夫们还是不计较这些。尽管有时是“兄弟阋于墙”，但最终还是“外御其侮”。

盛世才能安民，河清才能海晏。但愿老百姓的命运不要再成为牺牲品和炮灰，但愿国家的命运不要再成为有产者和有权者的私人餐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也是唇齿相依的不离不弃。我们既知要为人民服务，可不要成为墙上涂鸦的口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既知民为邦本，可不能把他们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我们经常说要以人为本，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可集体的无意识怎能撼动个体的无意识。只有官员成为无产者，百姓才能成为有产者，这个必要条件不一定百分百的成立，至少也反映了底层人的心声。同为一国之民，同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同为共和国的子民，我们不希望看到百姓命运的实质或事实上的倒退。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享、民有，我们的大同社会有希望成为历史链条上的一环吗？

是被命运转，还是运转命，这是个无谓的争论。作为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来说，对命运的思考只不过是一种行动之前的谋划和考量。正因为我们缺少一种一以贯之的价值信仰，所以我们的道德风气才日渐殒没。没有反思的民族必然令人反胃，没有悲剧感的民族必然没有悔罪感。如果说大和民族在历史层面没有悔罪意识，那么我们“大汉”民族是否在现实层面没有悔罪意识呢？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刺痛了我们感觉良好的神经，可它的作者却还没有看到我们“整容”的面貌就仙逝了。从鲁迅到巴金，从柏杨到李敖，从李准到王小波，他们从彷徨到呐喊，从论道到行道，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用恨来表达爱。他们在一片叫好声中说出了真相：“他什么也没有穿！”弃医从文也好，隐姓埋名也好，锒铛入狱也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好，在重洋也好，蹲牛棚也好，坐铁牢也好，他们被命运折磨，却从不屈从命运。他们用自我命运的毁灭来换取民族命运的清醒和重生。历史踩过他们的肩膀，用他们的脚印来显示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