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法师：白圣长老与近现代中国汉传佛教教育之发展
发布时间：2024-10-15 09:00:03作者：念佛网编者按：2019年5月27至29日，世界佛教华僧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金门召开，并举行“如何提升僧伽的素质"座谈会。福建佛学院院长 本性法师在座谈会上以“白圣长老与近现代中国汉传佛教教育之发展”为题发言。
本性法师获颁奖状
白圣长老与近现代中国汉传佛教教育之发展
福建佛学院院长 本性法师
白圣长老是二十世纪中国汉传佛教发展之重要人物，其承先启后，上承近代汉传佛教界领袖圆瑛大师，下启台湾悟明、了中、净心、净良诸长老，对推进中国汉传佛教之发展有着突出贡献。20世纪中叶，包括白圣长老在内的一批高僧大德来到台湾，将近代汉传佛教发展的成果带到宝岛，为后来宝岛台湾佛教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佛教教育便是其中之重要内容。而今，繁荣的佛教教育已成为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不仅建立了系统化的佛学院教育，同时还兴办了如玄奘大学、华梵大学、佛光大学等具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大学。身处21世纪，我们回望过去，可以看到白圣长老及其领导的台湾中国佛教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今年清明，惭愧本性，回山祭祖，于常熟兴福寺为历代祖师上香扫塔，其中，就有白圣长老。当时，就想为月霞长老、白圣长老的教育思想写些文章，现就应邀来金门参加为纪念白圣长老而召开的“如何提升僧伽内涵”研讨会，深觉感应。在此，笔者就白圣长老与近现代中国汉传佛教教育之发展的几个方面，作些探讨，意在启迪今人：新时代的佛教教育既要有僧格教育，也要有人格教育，更要有国格教育，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作为佛教教育的三个属性缺一不可。
一、20世纪中国汉传佛教的教育改革浪潮
佛教，其本质就是教育。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教育便伴随着教义的传播逐渐取得发展。从译场教育，到丛林教育，再到近现代佛学院教育，佛教教育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碰撞，不断作出积极的有效回应，其变革中承载着僧伽对于时代使命的伟大担当。佛教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大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族觉醒的探索，也是步调相一致的。简言之，近现代中国汉传佛教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20世纪上半叶的探索期
20世纪初，诗僧笠云长老、华严僧月霞长老先后创办湖南僧学堂、上海华严大学，（后迁常熟兴福寺，易名法界学院），成为佛教教育改革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教育经验。而后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高僧大德，先后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上海楞严专宗学院等，声势浩大，将佛教教育逐步推向近代的洪流。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纷纷创办佛学院、佛学研究社、僧学堂等僧伽院校，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僧才，为其后佛教教育之繁荣奠定了基础。虽然由于当时佛教界的局面和国家的局势，限制了佛学院活动开展的规模和持续性，但佛学院之办学理念，由这一时期的探索实践而日益完善。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繁荣期。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两岸佛教教育沿着前辈的成果进行自身革新和高速发展的历程。这一时期的佛教教育较此前来说，有几点非常值得关注。其一是规模发展迅速，如1956年成立的中国大陆中国佛学院集合当时的资源，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佛教教育机构之一，而发展至今，两岸佛教界蔚成规模、生源稳定的佛学院已着实可观，为中国汉传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是教学系统更加完善，如大陆地区佛教教育以中国佛学院为中心逐步建立了初、中、高级佛学院三级互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教学体制，宝岛台湾的圆光佛学院、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丛林学院等已建立由遍布海内外的国际教育体系。其三是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如中国佛学院培养出的一些优秀的法师活跃于国内外佛教界与大学，又如台湾地区佛教教育的学历化促进了佛教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接轨，台湾佛教界创办的私立大学也在社会各界得到了较高的认同。
中国汉传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同样，推动佛教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历代高僧的努力。佛教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化导众生的教化者。通过佛学院一代代的传承，昔日佛学院的受教育者已成为今日佛学院的教育者。此时，我们回顾先代高僧大德对佛教教育的立愿和发心，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白圣长老对汉传佛教教育改革的贡献
白圣长老于1904年出生于湖北应城县，俗姓胡，受母舅影响自幼向佛，后展读《韩湘子宝卷》而顿生出家之念。1921年投安徽九华山，礼陕西大香山龙严和尚落发，法名东富，号白圣；旋依九华山祇园寺妙参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后于1937年正式接法于圆瑛长老，为临济正宗四十一世及曹洞正宗四十七世法脉传人。1949年以后，以台北十普寺为中心弘法于台湾，期间领导台湾中国佛教会三十余年，对于台湾佛教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1989年圆寂于台湾台北市，世寿八十六岁，戒腊六十九年。1991年，建塔树碑于常熟兴福寺后山。白圣长老一生身处在世界局势的快速发展和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动荡的二十世纪，其一生对佛教的贡献正是对时代的回应，其中即包含传统丛林教育向与时代同步的佛学院校教育的转变。白圣长老推动中国汉传佛教教育改革的实践也可以从以下五个角度来看。
（一）学修与传承
白圣长老出生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交锋、传统与现代文化冲击的清末民初，其学修经历既包含了传统的丛林教育，如其师尊圆瑛大师一样，也响应了新兴的佛学院教育，为其后来的佛教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传统丛林教育上，白圣长老掩关阅藏于武昌洪山宝通寺，先后亲近度厄、慈舟、智妙、来果、圆瑛等诸尊宿，多方请益，扎实参学。在佛学院教育上，白圣长老学教于上海法藏佛学院，后出任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教务主任、上海静安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其中，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为圆瑛大师所创办，圆瑛大师在近代高僧中以擅于讲经著称，于《楞严经》研究尤深，有“楞严独步”之称，白圣长老随侍圆瑛大师期间常随师讲法弘化，时常升座代讲，得其传承，被嘉许为楞严后继第一人，故得以执掌教务。这些经历，均是白圣长老日后在台湾推动佛教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缘。
（二）领导教会与传戒活动
白圣长老的嗣法恩师圆瑛大师曾连续数届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后又成为中国佛教协会首届会长，是中国近代佛教著名领袖。白圣长老追随圆瑛大师于中国佛教会任事，参与佛教会弘法事务，多有所得。戒律方面，白圣长老从九华山祗园寺圆戒，后曾应邀至武汉九峰律学院讲《梵网经》《比丘戒》。渡台后，白圣长老领导台湾中国佛教会三十余年，通过建立规范传戒、重振戒律制度、建立僧伽教育为核心，去除日据时期的佛教负面影响，安定和整理台湾佛教界，使正统汉传佛教的传统在台湾地区重新建立。这些举措，尤其是传戒活动，将白圣长老的理念通过众多戒子散播各地，成为台湾佛教后来持续发展乃至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
（三）创办佛教院校
白圣长老自协助圆瑛大师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起，便一直将佛学院教育作为佛教事业一重要项目加以重视。1946年，白圣长老出任上海静安寺监院，以副院长身份实际管理静安佛学院，期间扩充师资力量，圣严、了中诸师当时均在静安佛学院研读。1954年，白圣长老应台中宝觉寺请就任台中佛学院院长，一切依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成规办学，后由于因缘不契而辞去。1957年于台北十普寺创办三藏佛学院并任院长，首届学生达五十人。1960年于台北临济寺兴办中国佛教研究院。1969年被聘为马来西亚佛学院副院长。这些佛学院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了众多佛学人才，建树良多。
（四）成立国际性团体与机构
白圣长老极富国际性眼光，对中国汉传佛教走向世界功劳甚大，发起推动成立了一系列国际性团体与机构。1965年，白圣长老于台北发起创立宝岛台湾世界佛教华僧会，后于1970年、1981年、1986年分别在香港、台北、曼谷举办世界佛教华僧会第二、三、四届大会。1967年，白圣长老推动宝岛台湾世界佛教僧伽会成立，并在科伦坡召开的首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81年荣膺会长。此外，白圣长老多次率团到东南亚、东亚、南亚各国宣扬中国汉传佛教，开展国际弘法，并荣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方丈，所至之处，广受礼遇。
（五）佛教大学的愿景
白圣长老很早就主张并着眼于创建与社会大学同等效力的佛教大学。在1946年任上海静安寺监院时，白圣长老将静安寺原有的南翔静安乡村小学进行整顿，更新设施，增聘师资，学生由五六十人增至二百余人，并计划收回静安寺场土地改办静安大学及静安农业职业学校，惜未成功。晚年，白圣长老再次有筹建大学的意愿，1982年台湾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通过创办佛教大学的提案，1987年开始实质的建校工作，至1989年白圣长老至圆寂前，他还始终关心佛教大学的筹款等事宜。后几经波折，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在1997年正式成立于台湾新竹，并于2004年改制为玄奘大学，使白圣长老之愿景得以圆满。
三、白圣长老佛教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特点
白圣长老的一生贯穿二十世纪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不仅对台湾地区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于整个中国近现代汉传佛教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作为圆瑛大师的重要弟子，白圣长老、慈航菩萨、明旸禅师、赵朴初大德均不约而同地将佛教发展的重点放在了佛教教育，可见其对汉传佛教发展之重要意义。如：慈航菩萨创台湾佛学院、明旸长老历任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与上海佛学院之院长、赵朴初大德为中国佛学院及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之院长等。从结果来看，汉传佛教教育的繁荣发展也是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白圣长老佛教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特点，可列为以下三点：
（一）：守望汉传佛教的传统性，注重僧伽僧格养成。
白圣长老注重对僧格之培养，即佛教教育的传统性。台湾佛教基础薄弱，初为斋教等民间信仰的形式，宫庙主持多有带发修行者，日本占领时期又受到日本佛教肉食娶妻等不良影响。白圣长老入台之后，首要之事即透过建立传戒规范，坚持以戒为师，将宏扬戒学作为僧才培养的核心。在实际教学中，白圣长老坚持领众熏修，按制结夏安居，带领新戒弟子行托钵乞食等古风，其以身为范的方式显然是对传统丛林教育优势的一种延续。白圣长老主持参与台湾传戒二十余次，终使汉传佛教的传统在宝岛台湾得以根深蒂固，奠定了台湾僧尼僧格之基础。原本白圣长老还拟于1989年与明旸长老、觉光长老担任三师，回上海龙华寺传戒。三人同为圆瑛大师法子，分别于大陆、台湾、香港弘法，共襄戒会可说是极为殊盛，惜由于白圣长老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如今两岸三地合作传戒也是屡见不鲜，可告慰白圣长老之弘愿。
（二）接纳佛教教育的现代性，注重僧伽人格的养成。
白圣长老注重对人格之培养，即佛教教育的现代性。白圣长老曾表示：“我们今后亦宜采取现时代的教育方式，教育僧尼，造就他们与普通一般国民教育程度相同。将来才能立足于社会，而为社会服务。”白圣长老还针对佛学院教育，希望能由佛教界本身创办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使僧尼可以得到与一般国民所受相同的教育，因之而有玄奘大学之缘起。在白圣长老的设想中，“在省都地方设佛教大学一所，省会地设佛教中学一所，各县得设佛教小学一所”，“凡在大都市的大寺庙，得设佛教研究院一所，专供高尚智识僧尼及社会一般学者作佛教文化的研讨，以便将来把佛教济人济世的真正精神，反映到一般社会上。”此外，白圣长老同时还关注在台湾人数上更多的尼众教育，强调“女众由尼众教导”的原则，希望比丘尼同样也要承担起住持正法久住的使命。其教育理念被早年毕业于三藏学院的悟因法师承袭，于1980年秉持白圣长老理念创办了香光尼众佛学院，现已成为台湾颇具影响的尼众佛学院。
（三）传承佛教教育的国际性，注重僧伽的国格养成。
白圣长老注重对国格之培养，即佛教教育的国际性。爱国家才能爱世界，爱世界才能更好地爱国家。文化是国家的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白圣长老对中华民族与中国的认同，不仅体现在日常言行，更体现在理念与文化上。在上海时，他创办佛教光明广播电台，开空中弘法之先，侵华日军要求他播些有损中国政府的言论，他拒绝执行，日军严逼，无奈之下，他将电台设备全部焚毁。在台湾时，又坚持去日本佛教的弊端。当然，坚守汉传佛教传统，不等于完全排斥其他。中国佛教界要在世界佛教的传播中做出突出的贡献就必须兼容并蓄，且要南北传佛教交流，东西方文明对话，需要大量培养留学僧才，并更加积极地去运用僧才。白圣长老曾亲自前往泰国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和皇冕佛教大学访问，这两所学校分别为泰国佛教大部派和法相应派创办，为僧侣提供宗教和世俗的教育，后来慢慢有世俗学生前来学习，两所学校的毕业生渐渐被泰国和国外的大学认可。白圣长老对两学校的办学多有参考，与泰国佛教界建立友好联系，议定交换学僧等协议，并亲自前往送传谛、会观等学僧赴泰留学。至今，台湾高雄光德寺还与泰国朱大联办净觉大学，我想，便是这一传统的传承。白圣长老还多次赴各国弘化，宣讲佛教教育与培养僧材的重要性，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广泛，并曾担任马来西亚佛学院首届副院长。此外，白圣长老成立或参与了众多国际性团体。
经过二十世纪的百年发展，传统丛林教育与现代学院教育相结合的佛学院教育，成为了中国汉传佛教教育的中坚力量，早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从佛教的本位出发，教育就是传授佛法与学习佛法，以及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和知识，以更好地传播佛法，服务国家，贡献社会。中国是世界上佛教信仰者最多的国家，是佛教教育的大国。中国汉传佛教之发展，依然在于培养僧才，以及更加积极地去运用僧才。台湾佛教教育之发展，在中国汉传佛教界中是颇有特色与经验的，非常值得大陆佛教界学习和借鉴。但同时，台湾佛教教育表现出的偏重现代性、国际性的现象，也是非常值得反思的。白圣长老对佛教教育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并重，并以僧格、人格与国格培养兼具，且以僧格之培养为首要位置的教育理念，依然对当前以及未来佛教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惭愧本性，有缘于1996年接法圆瑛大师高足明旸长老，从法脉上说，白圣长老可谓本人之同门长辈，其对佛教教育的重视，对本人来说，启迪甚大，对本人正在进行的佛教教育事业，也颇有参考作用。惭愧本性，福慧不足，但愿遵循历代高僧大德的法足法印，做好佛教本职，办好佛教教育，做个佛教文明犹其佛教教育的守望者，守正开新，不忘初心，奋力精进！
（文章来源：本性法师在金门举办的“如何提升僧伽内涵”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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