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孙英刚等：唐代佛教社会的诸问题 3月11—12日，“唐代佛教社会的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举行。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中日两国的二十余位学者，名家先进与青年新锐同台切磋，论文议题广泛而丰富。此处仅以数篇论文为例，稍作介绍。气贺泽保规：唐代五台山信仰与“巡礼”活动日本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东洋文库研究员气贺泽保规是著名的中古史学者，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受年轻学者的追捧。气贺泽教授的论文从圆仁《入唐求法巡行记》着手，梳理与五台山信仰有关的“巡礼”活动，同时查索房山石经里的“巡礼”，由此指出：会昌法难之前“巡礼”在华北相当兴盛。他还借助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敦煌文书确认了这一史实。作者认为，从8世纪后半叶开始，“巡礼”活动与五台山信仰相互渗透，并逐渐常态化，所以“巡礼”已经不能视为单纯的普通名词，而应界定为唐代产生的一个历史用语。作者注意到，长庆四年（824）发生了吐蕃向唐索求“五台山图”的事件。而中国学界对此事件缺乏重视，因此对这个基本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吐蕃为何索求“五台山图”？另外，五台山信仰在中唐时期为何会蔓延扩散？作者考察认为，敦煌61窟的曹氏归正义军时期所绘“五台山图”是弥足珍贵的图像史料，值得深入研究。妹尾达彦：隋唐洛阳城的社会构造与宗教空间妹尾达彦现任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隋唐长安城市的研究。这次他报告的主题是隋唐洛阳城。正如上海师大严耀中教授在评议时所说，妹尾教授的论文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透视，延续了他既往研究的风格。作者指出，“隋唐洛阳城是了解6世纪至12世纪的中国史构造性转换世像的恰好事例。”不过，与红红火火的隋唐长安史研究相比，隋唐洛阳史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是近几年由于考古调查的进一步发展及洛阳周边大量墓志的出土，这个研究局面才得以刷新。作者首先站在欧亚大陆历史的高度锁定洛阳的位置，认为隋唐至北宋的洛阳城处于欧亚大陆交往频仍的时期，而内陆水路（包括大运河及洛阳城内外的水道网络）与海路相联的地理环境，对洛阳的都市构造以及后来成为“九朝之都”颇有影响。但是，位于伊洛盆地的洛阳在北宋灭亡之后，为何沦为一座地方性都市，而不再是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作者认为，以宋代为界，传统中国国都的建立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史上的两京制度由东西两京制度（西京长安的军事、政治与东京洛阳的经济、文化）转化为南北两京制度（北京的军事、政治与南京的经济、文化）上”。而开封作为北宋的京城，恰恰处于“中国国都由长安到北京转变的过渡期”。更进一步说，长安和北京之所以最为长久地作为一国之首都，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恰好兼备了国内统治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功能，处在农业与游牧的交接地带，相较之下，洛阳不免稍逊一筹。接着，作者借助考古发掘、传世文献及相关研究，重点讨论了洛阳官员居住地的变迁与宗教空间之间的关系。有意思的是，隋唐三百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王都化是交替进行的，直到安史之乱后，洛阳地位相对下降，并成为定局。气贺泽保规（左）与妹尾达彦孙英刚：隋唐建都思想中的中亚佛教因素浙江大学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教授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近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佛教与隋唐政治、社会关系的探索，他的论文《从富楼沙到长安：隋唐建都思想中可能存在的一个佛教因素》仍然延续了这一研究旨趣。作者坦承，“本文做的是一个个案的研究，希望探讨隋唐长安城建城之初有没有受到佛教思想或者传统的影响。”基于这一设想，作者指出，阴阳术数对长安城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朱雀街南北六条高坡与八卦的对应关系。此外，作者还发现隋朝的国师昙延（516—588）以及自居为佛教转轮王（Cakravartin）的隋文帝，在大兴城上刻下了诸多烙印，比如城门的名称（延兴门、延平门），比如都城从宫殿到寺庙花园的名称都叫“大兴”，这些迹象连道宣都叹为“终古罕类”。通过进一步梳理佛钵信仰、转轮王信仰等可能留下的历史印迹和诸多细节，杨坚兴建大兴城的一些作为表明，“佛教确实在隋唐长安城的设计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而这些在“域外”留下的信息，对理解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明，或不无助益。冯国栋：佛典如何进入中华知识体系孙英刚从都城建设的角度考察域外文明对华夏文明的影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冯国栋教授则通过目录学的手段探察佛教知识进入中华知识体系的轨迹。他的论文《从“外典附录”到“子部释家”——外典目录对佛教典籍的容受》开门见山：“作为一种异质文明、知识体系的佛教如何进入中华文化的知识与思想体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常从儒释道三教关系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然而，作为可以‘辨析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实际上常是知识与思想的载体。外典目录对佛教经典的容受与接纳，同样反映了佛教作为外来知识与文明进入中华文化知识体系的一个侧面。因此，从外典目录对佛教经典的载录与分类之中，可以窥见佛教知识进入中华知识体系的轨迹。”通过一番考察，作者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佛教经典在外典目录中的位置，或者说其类目的变化，其背后是目录家对佛教经典认识的变化。第二，外典目录对佛教经典收录标准的变化也颇可寻味，南北朝到隋唐既收印度、西域的经律论，也收录中土僧俗撰著；自《旧唐书经籍志》开始，外典目录不再收录翻译之作。第三，外典目录中佛、道先后的问题，反映出中华文化与外来文明的交涉与竞争。山口正晃：佛名经与“中国佛教”的确立所谓佛名经，原则上是指以佛名号罗列而构成的佛典。在俗世社会中，就是将无数的佛名一个一个地念诵，从而消灭罪障。形式朴素，通俗易懂，因此广受庶民大众的欢迎。日本大手前大学山口正晃根据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编纂的经录考察佛名经类的流布状况，并对照敦煌与日本的佛名经，进而讨论所谓“中国佛教”确立期的问题。作者认为，佛典翻译时屡次借用儒教或老庄辞句和概念，使这种异质文明进入中国。隋到中唐对汉译佛典的整理并形成了一个“体系”，其目录即是《开元释教录》。由此可知，中国佛教的成立与隋唐王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意思的是，通过考察长安、敦煌及日本的佛名经流布状况，作者指出，“中国佛教”或者说“东亚佛教界”存在不同的侧面。一方面，敦煌、日本的佛名经与长安佛教界有共通的部分，另一方面，在长安所不能确认的佛名经却共同存在于敦煌和日本，这是一个更接近平民的佛教世界。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作者并未给出详实确切的解释，可见此问题有待深研。与会学者合影 当然，除了上述论作之外，这次会议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议题：文献方面的考论，如复旦大学陈尚君的《唐五代僧诗校述二题》，其一指出中唐禅宗僧人大梅法常的两首禅偈在《全唐诗》里被系于他人名下，其二介绍五代俗讲僧人云辩的生平与作品，更重要的是附录了他历时三十六年的工作成绩《唐五代诗全编》样稿一卷；浙江大学王勇的《宝龟年间遣唐使的蒐书活动—— 东大寺六宗未决义 解读》，对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做了深入考析；南京大学卞东波的《日本江户时代寒山诗日本古注本考论》对四种寒山诗的日本注本做了介绍和分析，并给出了恰当的评判；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王其祎从内容和结构上对他搜集的28种唐代《心经》刻石做了梳理和讨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或者说提出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譬如，日本流传的《心经》262字（中国以260字为通行本），是否意味着两国各有一套传承体系？有的论作偏向社会史层面的探讨，如日本大谷大学松浦典弘《唐代的妇女与佛教》，侧重研究僧尼与世俗妇女的佛教信仰；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隋仁寿舍利崇拜制度与文化统合》，从崇拜制度、中央风格、信仰体系三个层面探讨隋仁寿舍利崇拜与文化统合的关系；陕西师大聂顺新《会昌法难前后唐代地方诸州的佛教官寺》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综合，主要是想揭示唐代佛教官寺的属性与特征；日本国学院大学速水大的《宋初江南归顺与开封繁塔供养人题记》，对开封繁塔内保存的190多名供养人的信息做了梳理和辨析；清华大学李兮《房山石经题记中所见“逆修”史料初探》利用石刻保存的马崇宾一家逆修斋供的若干条纪录，探讨唐代的“逆修斋供”风俗；圆明园管理处尤李《舍利供养与佛法》考释了云居寺的两方辽代碑刻。也有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的考察，浙江大学刘进宝《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对最早提出“敦煌学”这一概念的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作了一些介绍，尤其是对“敦煌学”出现的时代环境和学术背景作了很好的说明，有助于读者对“敦煌学”的理解；上海师大严耀中的《唯识学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对五代及宋辽金唯识学在中国的流转播迁做了梳理和考辨，认为五代两宋的唯识学发展重心存在由北向南的趋势；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陈瑞峰《以中古敦煌佛经题记反思中国佛教疑伪经的产生及其与译经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优婆塞戒经的研究构想。研讨会现场综观此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虽然选题上有大小之别，角度各异，但都有材料讲凭据，而无凌空蹈虚之弊——具体讨论或可商榷和质疑，但基本盘面确为“实事求是”。有的论文题旨看似不大，实则寄寓深远，透露出其背后宏阔的视野与宏大的格局。有的议题则存在一定的重合度，比如杨效俊的“舍利崇拜”与尤李的“舍利供养与佛法”，比如山口正晃与王其祎提出的中日佛教流传体系的问题，比如冯国栋的外典目录学与山口正晃的所谓“中国佛教”都涉及中外知识与思想交融的问题，或许可以综合考量。另外，这次会议相当多论文使用了碑刻材料，显示石刻研究方兴未艾。